“世界上第一强大的情报组织是哪一家?”——“克格勃!”“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情报组织是哪一家?”——“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这个流传于苏联情报系统内部的笑话,一语道破苏联情报机关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在苏联存续的绝大多数时间,克格勃是苏联的眼睛、心灵和手臂:苏联通过它去看待外部世界,又通过它反馈的信息做决策,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的秘密或公开行动加以实现。

克格勃在20世纪留下的诸多历史痕迹已有许多成为公众话题,如大清洗、佐尔格、卡廷事件;但是还有许多草蛇灰线仍然尘封于历史之中,“米特罗欣档案”便是典型一例。瓦西里·米特罗欣从1972年看到克格勃绝密档案开始,就判断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苏联史的核心,俄罗斯民族有权了解这段历史。

铁幕后的漂流瓶

用克格勃的行话来说,瓦西里·米特罗欣拥有一个“契卡分子”的典型一生。他1948年加入苏联情报机关(历史上,苏联国家情报机关名称数变,本文统称为克格勃),在此工作36年。

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米特罗欣正在东德,可以收听到大量外界的相关报道。他同情捷克人的改革,却无能为力。工作性质又让他了解到自己的同事正在对改革派进行栽赃陷害——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置和起获了“帝国主义军火库”,作为苏军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的证据。

从东德回国后,他保留了偷听西方广播的习惯,很关注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此时苏联对不同政见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高潮,他有机会能将内部了解的信息与收音机中的信息两相对照。他在文档中震惊发现,自己所热爱的芭蕾舞明星居然也在克格勃的迫害名单上。他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将克格勃的行径记录下来。

1972年,他所在的第一总局(国外情报部门)从卢比扬卡搬往位于莫斯科外环线附近的新大楼,但该局浩如烟海的档案并没立刻搬走,这批档案的整理、封存、搬迁工作花了整整十年。这份冷板凳的差事被派给了惯于沉默的米特罗欣。十年整理档案,在同事看来类似于灯塔看守,每周重复着同样的流程:他单独负责阅读、分类、封存和检查了近30万份克格勃档案。只有最高层才有可能有他这种任意阅读档案的权限,而他们当然不可能有此类雅兴和时间。

米特罗欣乘机摘录档案。起初用强记加回家默写的方式,随着他和安保人员日益熟悉,他开始将摘录的纸条藏在衣服里带回家,复印了特别重要的档案。他将带回家的“危险品”都放在了铁桶中,藏在了郊区别墅底下。

1970年代,正是苏联占据战略主动的冷战中期,苏维埃联盟看上去正如国歌中所唱的那样“牢不可破”。因此米特罗欣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一个放漂流瓶的工作:他不知道自己所记录的东西会在什么时间、被什么人看到,更有可能的是被负责监视和反间谍的同事们先发现。

1991年,苏维埃联盟崩溃,俄罗斯与新独立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检查,要比过去苏联的国境边检松散许多。次年3月,米特罗欣带着一个箱子踏上开往里加的夜行列车,箱内的衣物和香肠下面压着部分精选出的档案。在拉脱维亚,他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造访,但不识货的美国人让他明天再来。米特罗欣出门后直奔隔壁的英国大使馆,英国人在与他谈话并看过档案后,立即商议了接下来的安排。

1992年十月革命纪念日那一天,米特罗欣携家人离开俄国,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英国定居,从事档案整理工作,并回答各国情报部门的询问。1995年,他与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合作,从事《米特罗欣档案》一书的写作。1999年,此书第一卷《克格勃在欧洲与西方》出版。2014年7月,藏于剑桥大学的米特罗欣原始档案全部对外开放。

米特罗欣档案的直接影响,是揭发了20世纪至少有数百名克格勃内部间谍在美国活动,这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外交密码的“维诺那计划”相互印证。克格勃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间谍活动也不遑少让,间谍中不乏法国总统助理、哥斯达黎加大使等高层人物。实际上,根据米特罗欣档案,欧洲各国中,仅有列支敦士登和安道尔没有苏联间谍,连圣马力诺这样在战略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都安插了苏联间谍。

克格勃还在北约国家和瑞士、奥地利等中立国的通信、交通枢纽、工业设施、水库等关键节点设置了打入地下的“死信箱”,里面安放了炸药、地雷、雷管、电台等物,以备战时破坏之用。瑞士警方根据米特罗欣笔记中如藏宝地图一般的线索,找到了其中一个死信箱。根据档案,部分信箱外部还设置了陷阱,如果不是按照规定程序打开,装置就会发生爆炸,炸死试图开启的人。实际上,谨慎的瑞士警察在用水枪冲击死信箱外盖时,就发生了爆炸。

米特罗欣档案成为各国挖掘和起诉冷战时期潜藏间谍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份档案揭示了克格勃在苏联外的影响与角色。

(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总部,前方伫立着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青铜雕像。)

高层的臆想成克格勃最大软肋

苏联作为当时秩序的挑战者,出于强烈不安全感和最终决战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设定,一直着手为“最后的斗争”做准备,并在寻找帝国主义国家颠覆自己的证据。根据米特罗欣档案,克格勃曾在20年代向驻罗马情报指示“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成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以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1930年代,斯大林怀疑英法在执行祸水东引政策。1940年代,他又在怀疑英美不想进行第二战场登陆,让德苏把血流干。1960年代,安德罗波夫认定美国和西方情报机关在背后策动了布拉格的背叛。1980年代,莫斯科断定北约正在组织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瑞安”计划。这些设想的共同点,就是都来自领导廖国锋樊会涛人的臆想。

实际上,阴谋论本身就有自我暗示的效果:一个人怎么想,他看到的就会是怎样。苏联体制以不鼓励独立见解出名,情报机关自然也不例外。一线情报人员的任务只是把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上报中央,不可妄添解读分析,以免干扰上层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克格勃便会提供上层想看到的情报,对于无法纳入阴谋论中的情报则予以无视。一再坚持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驻美情报员险些被贝利亚据斯大林的指示枪决,数日后德国人的如期入侵才拯救了他。坚持认为捷克事件背后没有西方情报机关策动的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被投闲置散,他获取的相关美国机密文件被总部直接销毁。尽管1980年代所有伦敦克格勃官员都怀疑北约是否存在立即核打击苏联的可能,但仍然每两周向总部上报北约准备进行核进攻迹象的报告……

有趣的是,苏联对于外敌威胁的强烈意识,也传染给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克格勃失望地发现,对于模仿自己建立起一套安全机关的南斯拉夫、越南、朝鲜等国,它都极难渗透。这一点也得到了格鲁乌军官回忆录的验证:1960年代格鲁乌下级军官最希望被派驻的地方就是北京大使馆,只有在这里,可以在使馆高墙内数年无所事事,又不用担心前途受到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苏联体制本身具有自我退化作用,这对克格勃也造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后果。第一代领导廖国锋樊会涛人中,列宁与捷尔任斯基分别是俄国与波兰贵族出身,其他主要领导廖国锋樊会涛人除了斯大林以外,也多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非常了解。在1930至1940年代取得最大成绩的克格勃“大特工”,也都成长于沙皇统治时期或国外,在西方世界生活、交际十分自如。

此后,体制自我培养的官僚逐渐占据了高位,他们满脑子都是苏联教育灌输的套话,对苏联以外的世界一知半解,却还强不知以为知。苏斯洛夫坚持要在也门这种只有沙漠和部落民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乌斯季诺夫要出动苏军驱逐阿富汗子虚乌有的美国煽动势力,完全印证了“现实如果不符合理论,那就修改现实”这句笑话。对西方政治懵懵懂懂的总部甚至提出要招募美国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种偏执的观念使得下级不得不写报告以配合最高层的想象,否则就会因工作不力而遭到贬斥。

由于上级越来越无法判断情报工作的质量,克格勃开始使用编制年度计划、填写繁复表格等方式来考评特工。这使得许多间谍开始利用苏联体制的封闭性,用从西方开放社会中获取的公开信息作为重要情报来搪塞,或者是将克格勃资助的欧美小报报道的造谣信息作为巨大工作成绩上报。

相比判读或影响西方的政治决策,克格勃发现偷窃“客观的”西方科技要容易得多。除去众所周知的原子弹技术,米特罗欣档案显示,1979年苏联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都依靠克格勃从西方获得的科技情报。苏联在东德、捷克情报机关的配合下,打入西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大公司,窃取了包括AWACS(机载雷达系统)、F/A18“大黄蜂”战斗机的雷达、B1“枪骑兵”轰炸机的图纸(苏制图160“枪骑兵斯基”的设计即来自前者)等绝密情报。

“掌握了电报的红色成吉思汗”

克格勃的诞生有历史渊源与现实渊源。沙俄的情报机关继承了蒙古人对战略情报的极端重视,在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时期都设置了专门的秘密情报机关,在舞台和对内监视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是欧洲国家不可望其项背的。流亡欧洲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就预见,在20世纪会出现“掌握了电报的成吉思汗”。布尔什维克与沙皇的密探局打过多次交道,在学习其手段的同时,也对密探局的许多疏漏心知肚明,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决心不让这些疏漏在自己手上重演。

十月革命后的第二个月,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就诞生了。根据列宁的指令,身穿黑色飞行皮夹克、腰佩手枪的契卡人员有权进入一切场所,进行一切处罚行为,其中包括酷刑拷打和死刑。在俄战期间,契卡处决了25万人,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列宁对契卡工作极为关心,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他曾向契卡指令捕人最好是在晚上,并提出可以用巨大的电磁铁来进行搜查。

根据苏联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是永恒的,和平相处只是过渡性的和表面的。无论是斯大林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还是托洛茨基的立即开始世界革命的路线,只是在革命的步骤上有所区别,但对于最终要爆发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决战,都没有人会怀疑。在这种视敌环伺的潜意识指导下,苏联以“平时如战时”的要求对自己进行了全盘格式化,同时极为渴求了解内外敌人的一举一动: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和平时期广泛在国外设置秘密情报的国家,同时也成为第一个建设大规模监听网络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还秉持着19世纪贵族外交遗风的欧美国家,根本没有多少安全意识。一战后西方拥有最负盛名的军情五处、六处等情报机关的国家——英国,以及实力稍逊的法国,其情报机构其实只有在战时才存在,在和平时期其规模小到几乎可忽略不计。美国一直到二战爆发都没有专业情报机构,只有外交部门、陆海军、司法部下属联邦调查局各自掌管一些搜集情报的职能。

在同西方的情报战中,克格勃就这样轻易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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