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三联书店)、谢泳《思想利器:当代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三本书虽然所关注的问题、对象各有侧重,但是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杨书别开生面,大作翻案文章;陈徒手十几年磨一剑,老老实实抄档案、做口述;谢泳则别出心裁,从众人不注意的角度挖掘史料,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此之中,杨书最为重要,而且在老问题上谈出了新观点,尤为难能可贵。某种意义上说,《忍不住的“关怀”》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去年杨奎松将其代表作选了四册集为《革命》出版之后,大致标注了其对1949年之前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时间他将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1949年之后的“建国史”的研究。前几年出版的《建国史研究》两卷依旧延续了杨奎松以往建构大框架的叙事,第一卷关注的是中共建政之后所发动的“三反”“五反”“土改”等大事件,第二卷则从视野出发,观察当时冷战背景下中共外交策略。这两卷文集各有侧重,但都没有谈到“思想改造运动”,《忍不住的“关怀”》,便是杨奎松研究“思想改造运动”乃至前后知识分子交出的答卷。

按照学界固有的看法,杨奎松、沈志华、高华等共产党研究专家各擅其长,杨奎松更关注政治事件、沈志华更关注中苏关系,而高华更擅长人物研究,《忍不住的“关怀”》一反常态,开始了对于具体人物周遭的细密考辨。其实杨奎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度写过许多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人物专论,笔者便深受启发,但是这些文章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而《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其对于张东荪的考察尤见功力。

对于张东荪,自从戴晴颇具春秋笔法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香港出版之后,关注度逐渐提高。这位传说在政协会议上投了毛泽东反对票的民主党派首脑,经历扑朔迷离,而他又因毛泽东的一句“北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而显得颇为重要。但是杨奎松经过细致考察,指出毛泽东此语为张东荪所津津乐道,其实并不可靠,目前存世的相关材料,只有张东荪本人所写的两份文献和几份张东荪和傅作义等人的来往电报,而杨奎松充分利用了其研究中共党史的优势,将毛泽东当时与林彪、傅作义等人的往来函电一一加以解读,指出张东荪在其中只不过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毛泽东所谓的“第一功”,很明显是夸大其词。

而毛泽东对于张东荪的这一评价,又涉及到毛泽东本人一贯的修辞手法。毛泽东作为深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领袖,在诗词创作乃至政治生活中经常喜欢用夸张的口气描述,比如毛诗中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诸如此类夸张的修辞。而在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在夸张修辞的同时,语言表达也极为生动,比如他抨击陈伯达倒向林彪时说:“我这边船还没沉,你就老鼠搬家,跳到别人的船上去了。”再如骂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动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张东荪“叛国案”的来龙去脉,则更能显示出部分成名知识分子在新政权面前的手足无措。杨奎松援引许纪霖的说法,认为1949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新政权俯首称臣,很大程度源于中共的思想改造。杨奎松同时指出,许纪霖的这种说法至今依然具有解释力,但是却不能适用于海外流亡者如钱穆,也不能适用于留在大陆但是对马列主义极为不认同的陈寅恪,因此杨奎松试图运用档案材料来作出新的解释。

同时杨奎松也意识到,研究具体人物、尤其是还有后人在世的历史人物,难免面临种种困境,杨奎松书中探讨的三个人物,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其后人都参与到了这些人物的研究中,比如研究张东荪的戴晴在写作《在如来佛掌中》一书时,便得到了张家后人的帮助,而《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作者则是王芸生的小儿子。杨奎松指出,家人介入先生的研究,好处显而易见,资料便于获取,更有回忆佐证,但是坏处也是明显的,便是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因而在诸如《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和《一代报人王芸生》这类著作中,很难还原历史人物的完整面目,因此档案材料就显得尤其重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杨奎松是研究中共党史出身,因而在研究张东荪其人时,过分重视了对于1949年之后档案材料的应用,而忽视了对于张东荪早年思想的考察,从而忽视了中共之所以对张东荪尊为上宾,其实和张东荪早年的思想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东荪早年是研究系的重要成员,受到梁启超欧游之后的深刻影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甚嚣尘上之时和张君劢一起于1920年夏天在《解放与改造》发表长篇系列通信《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比较俄国和德国的发展历程,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张东荪和张君劢的通信在《解放与改造》抨击俄国十月革命的大背景下,是非常突出和醒目的,毛泽东当时已经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张东荪的这些文章,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学习新思潮的毛泽东而言,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年毛泽东参与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也和当时十月革命开始影响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张东荪后来还曾参加过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历史上和毛泽东就有着深刻的渊源。

但是这种历史上的渊源,并不是内战结束之后笼络张东荪的重要原因。杨奎松指出,当时张东荪是民主党派的重要代表,而且随着共产党在内战中的不断胜利,张东荪也越来越倾向于中共。国民党轰炸延安时,张东荪还曾经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写信给北京市委的刘仁,请他代为联络张东荪,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同时中共中央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开会时,将张东荪与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人并列,可见其重要程度。

而张东荪为何会逐步卷入当时的所谓“叛国案”,杨奎松也有细密考证,这与戴晴在书中所描写的截然不同。杨奎松更多地以当时张东荪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司徒雷登之间的密切往来为线索,指出其在1949年之后不慎卷入“叛国案”,其实与他的政治理念密切关联。杨奎松同时指出,张东荪之所以被盯上,其实还不是因为他和美国大使馆之间的密切来往,其实和他儿子有关,据档案材料披露,有人举报张的儿子张宗颖藏有一部电台,这在1949年前后,是极为危险的,不管此事确否,必然会引起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

1949年前后中共情报部门因为所谓的“电台问题”对普通公民展开调查,其实数不胜数,比如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便曾因此类问题饱受审讯之苦。王仲闻之子王庆山在《追忆父亲王仲闻》一文中披露,王仲闻早年在基层邮局工作,由于表现出色,很快调入邮政总局,抗战胜利前已做业务处副处长。新成立后新的邮政部在北京组建,王仲闻任秘书处副处长。王仲闻对新满怀憧憬和希望,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买了整整一书架马列原著,并认真地通读过。他借助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听俄文教学节目,半年多自学学通了俄语。50年代初审干运动中,王仲闻交代了抗战中曾参加过一个中统举办的邮件审查培训班,学习期间见到过特务头子戴笠,由此被打入政治黑名单,之后无端卷入了“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朱、谷为王仲闻旧日同事,专案组说他们是国民党有计划潜伏下来混入政府内部的特务集团,当时王仲闻用来学俄文的电子管收音机被查到,其中有一个电子管在收发报机上也可以兼用,属于被管制的无线电器材,于是专案组认定王家有秘密电台,而王仲闻是收发报员。专案组对王仲闻进行了持续的隔离审讯,又组织居民不分昼夜开斗争会,王仲闻不堪凌辱,在1969年服毒自尽,自杀前还特意跑到乃父王国维自杀的昆明湖边上坐了一天。

而杨奎松对于张东荪涉案之后遭审讯的细节以及毛泽东对其处置,也颇为精彩,“挤牙膏”、“彻底坦白”等词汇生动刻画出了张东荪当时巨大的恐惧。杨奎松在此基础上指出,近人讨论张东荪,放着很多一手材料不用,转而缘木求鱼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发挥演绎,结果日渐偏离历史的真实。杨奎松同时也强调,张东荪本人性格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一生痴迷政治,但是实际却并不适合搞政治,这种观点在戴晴的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杨奎松对于王芸生、潘光旦的讨论,也跳出俗套。杨奎松尤其指出王芸生之所以能在1949年之后没有经历过张东荪那样的大风大浪,和王芸生的“阶级出身”密切相关。王芸生出身贫苦,因此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积极,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吃太多的苦头;而杨奎松对于潘光旦的分析则更为完整,不仅仔细爬梳了潘光旦早年的思想轨迹,而且用多种资料和潘光旦本人留下的日记相比对,考辨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

陈徒手著作,则代表了和杨奎松不同的研究手法。陈徒手多年来做在世老作家的口述史,十余年前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影响极大。该书运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了1949年之后作家在时代浪潮中的种种阴暗面,而《故国人民有所思》虽然比《人有病天知否》薄了不少,但是却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更能谈出不少新意,这在《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中尤其突出。

冯友兰1949年之后的种种表现,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话题。多数学者依据的史料,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主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这份年谱虽然由亲属编订,但是客观公正,除了个别地方,很少有为尊者讳的成分,也正是因此,该书才会成为许多学者批评冯友兰最重要的参考书。钱钟书在世时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他对冯一直抱有极深的反感,在一次海外学术会议上钱钟书说:“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当时钱还用英文说:“Feng’s name is now stinking in Peking University(冯的名字在北大已经臭了)。”

但是陈徒手没有引用这本被大家引用泛滥的资料,他披露了诸多关于冯友兰的一手档案材料,比如冯在1954年高校市委统战部内部的定性是“中右”;“双百”方针提出后,北大开始批判冯友兰,有人批评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让冯友兰哑口无言,后来更有许多后生在冯友兰的批判会中指着冯友兰的名字说:“我提醒你注意……”,让冯友兰非常尴尬。

陈徒手指出,“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于高校哲学工作的开展也非常不满意,陆定一在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时就说:“主席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小孩子也懂哲学,你问他妈妈是人是狗,他也会说是人,这就是唯物论,小孩看电影爱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他也是在找对立面。”而康生对于冯友兰则是指名道姓的谩骂:“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这些资料,以前都没有披露过,毛泽东语言的生动和康生的咄咄逼人,跃然纸上。

但是康生很快因为毛泽东转变了对于冯友兰的态度。1961年毛泽东指出要利用旧知识分子,把他们当做国家的财富,康生立刻紧跟主席,一次会议上康生说:“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财产。”同时康生责问当时在场的市委干部:“高校请过冯友兰、朱光潜去讲课,你们请了没有?”这份资料对于观察康生的政治人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而冯友兰这时也自我感觉翻身,开始有点洒脱和大胆起来。教育部当时制定《高校暂行工作条例》,冯友兰参加这份条例的咨询讨论会,看到其中有“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冯友兰说:“这条标准太高了。”后来冯友兰还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研究生业务水平较低,要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基本业务知识和外文、古文等工具。”这些话显然证明,冯友兰的境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很快峰回路转,到了1963年,冯友兰再次跌入谷底,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痛感北大哲学系阶级斗争的弦太松,在全系干部大会上,陆平厉声发问:“冯友兰在这15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他进行深入批判,1958年批判了一次,只是一个开端,还是批不彻底的。”陆平认为,冯友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授主张分工论,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廖国锋樊会涛,不要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陆平进而把枪口对准冯友兰:“冯友兰要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犀利的党政干部在工作上一旦触及冯友兰,格外小心谨慎。

有趣的是,尽管1949年之后对于冯友兰的批判时断时续,但是冯友兰的生活待遇基本上维持了当时来说比较高的水平。陈徒手指出,即便是在“大饥荒”的三年中,对冯友兰的物资供应也是级别很高的,达到了当时的甲级供应,每月四斤肉、两斤糖、三斤鸡蛋、两条烟。但是中央教育部调查发现,冯友兰以前每天早上都有牛奶、鸡蛋、点心,中午和晚上都有荤菜,为此冯友兰不得不每月固定去政协礼堂餐厅吃饭,有时还去高级饭店改善生活,同时冯友兰的夫人还经常去自由市场上买点鸡蛋补充营养。

谢泳的《思想利器:当代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与上述两本书也不同,视角更新,更善于从边角料中寻历史。谢泳曾言别人引用过的材料就不算“材料”,这句话虽然有些高标准,但是确实透露出了谢泳不寻常的学术旨趣。《思想利器》中有不少好读而且资料很新的文章,比如《condom 传播小史》、《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等等,均能发人所未发。

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章,是关于钱钟书的两篇长文,第一篇《钱钟书史料九题》,考证钱钟书与徐志摩、郭沫若、曹禺等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材料都是散布在各种让人看不到的角落,唯有读书细才能找到,而《伪材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问题》则以钱钟书和清华间谍案为契机,找寻钱和这起案子之间微妙的联系。据说此文曾经引起杨绛的不满,很明显杨绛对于谢泳文章中提到的钱钟书的政治观点不大认同,但是谢的文章有史料支撑,光靠反对的态度肯定是没法推翻谢的一些结论。

谢泳此文中披露的一份核心资料,是一封举报钱钟书的匿名信,信中称钱钟书在1952年参加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带回家翻译,钱钟书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去,把空气都搞脏了。”同时匿名信指出,钱钟书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钱钟书还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这些话今天看来,依然让人触目惊心。

但是谢泳旋即指出,这样的匿名信虽然不能断定真伪,但是很明显,当时钱钟书受到了秘密的监控。谢泳引用杨绛的回忆佐证,杨绛在“文革”之后说:“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很明显1949年之后,虽然钱钟书参加了毛选英译工作委员会,但是其政治可靠性依然被怀疑,对于钱钟书的监控,和其他有“政治污点”的人一样,同样在进行。

而谢泳对于胡风事件、陈寅恪遗稿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采用别人很少能见到的文献,因此文章也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谢泳尤其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中探讨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发表很早,大约十年前笔者就曾经寓目,可以算是研究思想改造运动一份提纲挈领的文章,集中讨论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来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词语,以及宣传和统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作用。而对于1949年之后当时的知识人而言,思想改造运动还仅仅只是开始,1949年之后种种政治运动,正在无情地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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