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规定共42条,除一般规定外,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四个方面,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规范了相关的排除程序。比起2010年的相关规定,范围有所扩大,条款有所细化。如果《规定》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顺利实施,将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2010年,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又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该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则被执行得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法律禁止刑讯逼供,但在一些办案中,暴力取证与威胁、引诱依然是常态的侦查手段。加上过去的规定过于原则与含糊,没有规范严谨的实施细则,在检察和审判过程中,极少对这类非法证据进行严格排除。近年纠正的呼格案、聂树斌案,最终发现都与非法证据有关。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可以说早已成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规定》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所获得的供述,应予以排除——这是将肉刑与威胁、引诱、欺骗等并列,将威胁家人问题明确提出来的一次司法进步。这些法条如能得以执行,意味着侦查人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时,必须经过法定程序,依据被告人“自愿性原则”供述,而不能以威胁要求被告人做“违背意愿”供述,否则,所获证据即为非法。

有了这些规则,检察机关和法院才能对侦查中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从而有效地遏制侦查人员在取证时的违法冲动,使被告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与权利救济,减少冤案的发生几率。

其二,《规定》对“重复性供述”,也初步确定了排除规则。“重复性供述”一直是法学界争议颇大的问题,即被告人在刑讯逼供情形下做出有罪供述,与其后再度做出的、与前次供述相同的有罪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由于怕翻供遭报复,以及非人道刑讯手段给人造成的长时间心理创伤,都容易导致即使以后的审讯不再刑讯逼供,被告人也不敢轻易翻供——《规定》对此亦提供了解决方案:“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的重复性供述,应当排除;但在讯问主体和讯问场所变化的情况下,被告人“自愿供述的”部分可不排除——就是说,遇到非法取证时,如果换了办案人员,被告人还不反映情况、及时翻供,就可能痛失改正机会。

其三,《规定》在程序方面,基本实现了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全覆盖。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庭前会议、开庭审理阶段,皆有告知被告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除此,还增加了“重大案件在侦查终结前”,由驻所检察官主动介入对非法证据核查的规定,意在对非法证据早发现、早排除。

《规定》还强化了律师辩护的取证权,不仅将法律援助扩大到被告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而且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侦查行为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并可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调查“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使辩护律师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享有了极重要的调取证据的权利——这又是一个司法进步,如能得到实施,有望解决辩护律师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当然,《规定》的制定,并不能解决法律界对非法证据有争议的所有问题,如对执法中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就并未涉及。如何界定疲劳审讯的标准,如何排除疲劳审讯所获的供述,仍需有明确规定。

为了减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还需要同时建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惩罚制度。当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司法过程中受到伤害,法律不仅要对被害人进行救济,更应加大对伤害者的处罚。如果违法者没有因违法而受到追责或刑事处罚,他们就难以认知到《规定》所蕴含的法律效力,“以供定案”的路径依赖就难以改变。

法治,也可谓程序之治。早在18世纪,意大利一位刑法学家就疾呼过,刑讯逼供是对人思想的暴虐,如果让痛苦成为真相的试金石,透过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检验真相,必将导致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西方不少国家都把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看作“毒树”,哪怕因此获得的二手证据是真实的,也视之为“毒树之果”,不被法庭采信。因为程序是否正当,是决定理性法治与野蛮人治的最重要区别。这一规则从最大限度上,防止了冤案的发生,进而保证了司法公正。

随着人权、法治意识的进步,更加认识到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仅不能维护正义,还会导致更大的非正义。最高院、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推出《规定》,标志向法治社会又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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