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两年来,中国经济挥别“4万亿”,GDP增长率从高速逐渐过渡到中高速,形成“经济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新一届政府顺势而为,大刀阔斧推动改革。放开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审批制改革等可圈可点,上海自贸区则需要顶层设计,户籍改革、国企改革等仍可更进一步。同时,收紧货币成功迎来地产调整;但通缩风险露出苗头,货币政策或可适度放松。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竞相亮相: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扩展、京津冀一体化、中三角崛起、企业走出去等,中国经济的更大格局呼之欲出。

经济进入“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正经历调整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经济都在调整。中国经济本应同步调整,却在2008年、2009年推出了“4万亿”。但是大规模财政刺激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经济调整只是稍微滞后,近两年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

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大概是0.1,即出口增长10%,GDP要增长大约1%1.2%。中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以前每年的增长速度接近30%,现在跌到不到10%,因此GDP的增长率最少跌两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也在下滑。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比出口更大,弹性在0.15左右,即房地产业的增速下降10%,GDP就得下降1.5%。

所以房地产和出口两个部门的下滑就会使中国的GDP增速从将近10%跌到7%7.5%之间。

除了出口、地产,“4万亿”之后,基建的增速也在下滑。

总之,今后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可能只有1.2%1.3%,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也就0.7%0.8%,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可能再猛上了。

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到了一个“新常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经济新常态”,这是顺势而为的提法。中国经济在调整,进入了一个较低速度增长的时代,从之前接近10%到7%,可以把这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或者两者并重的过程。未来,服务业大有可为,我们应大力发展。目前,李克强总理正在主抓,就是要放开服务业的进入管制,医疗、律师、咨询等等都应该降低门槛,这既可以解决大量就业,又能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方面,“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加关注内涵的发展,而不是外延的扩张,要注重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让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跑平甚至跑赢GDP的增长。

这是我理解的“经济新常态”的三个方面。

至于这种“新常态”是三五年的低速调整,然后又进入中长期的较高速增长,还是此后20年中国GDP的增速就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世界经济又复苏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又能达到10%,GDP增速就会提高一些,可能会接近8%。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就在7%7.5%之间,估计不会掉到7%以下,当然这是潜在增长速度。有人会说,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会在6.5%左右,我觉得太悲观了。

改革超出预期

十八大两年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一届政府在经济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很多改革已经超出预期。

金融改革走得非常快,比如放开所谓的影子银行。以前这都叫非法集资,是可以判死罪的。曾成杰最后被执行了死刑,这一事件震动很大,就发生在2013年。最近讨论集资诈骗罪可能要取消掉死刑,等于是可以去做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银行也跟着市场走了。基准利率只是对国有企业有用,其他都是随行就市的。

由于影子银行开放,存款利率也等于在边界上开放了,投资者可以不把钱存在银行,而是到影子银行投资。这一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叫做金融改革,等于悄悄地就把这件事做了。

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超出预期,但也要小心走得太快,相关配套一定要跟上。一般情况下,当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利率都会上升,然后下降,有一个调整的周期,全世界都如此。中国目前采取了非常紧的货币政策,就容易使得利率上升过高,这是需要小心的。

余额宝等“宝宝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银行的冲击很大,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革。当然我们还期待能继续推进,对真正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我想虽然没有在名义上,但是实质上已经在进行,因为放开影子银行,对正规银行冲击就很大。

李克强总理推进审批制改革的力度也很大,都在亲力亲为。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想取得更大的效果,还需要进行系统的顶层的改革。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现在还是有点长。症结在于负面清单一定要由中央层面给,不能地方给,地方给就违规了,因为地方说不需要某项审批,但中央可能还要审批,所以一定要中央给授权。

另外,自贸区的定位要更清晰。生产型的自贸区,投资可以免税,这是优惠政策。而上海自贸区主要是搞服务业、金融业,它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贸区的边界,自贸区之外的银行就会有意见。所以需要在中央层面有一个顶层设计。

最后,要让上海自贸区真正起到效果,就必须推广,否则会引起很大的矛盾。比如资本管制,搞试点反而可能乱,完全可以中央出一个政策,大家都去做,没有必要让一个地区先试点。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已经提出要加快推广了。

改革未来仍可完善

户籍改革、预算改革、国企改革等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出来了,但地方上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最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颁布的《户籍登记管理条例》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修改这部法律,它当时是人代会通过的,所以必须人代会才能改。中国有很多改革需要先改法律,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依法改革,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不能这边法律还在实施,那边就做了。

户籍改革没有真正落实,除了法律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利益还没有摆平。地方政府会说,我的人口增加以后,各方面支出都增加,所以必须增加我的财政收入。这种利益的调整还没有协调好,而这背后又涉及到财税改革、社保医疗改革等。

《预算法》的修改方面,除了让地方政府自借自还,还一定要有相应的后续措施。比如发债一定要在地方人大通过,地方人大不通过,不能报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预算改革也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平台应该跟政府脱钩。

对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中石化卖掉了一小部分资产,但是对中石化没有根本触动,企业治理没有改变,干部还是中组部任命,甚至国资委都没权任命。而且央企太大了,靠民营企业去稀释它,这不容易做到。

现在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里的一个疙瘩,造成了很多扭曲,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因为国企领导廖国锋樊会涛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过程到了就行,盈利多少跟他没多少关系。这必须改。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把国企变成公众公司,让它们缓慢上市,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增长的红利。这样国企就会既向股东负责,也向政府负责。

宏观调控要有新思维

2014年前几个季度的GDP增速下滑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可能有通缩的风险。现在整个房地产价格在往下走,租金也在往下走,其他物价也没涨,食品价格也是稳定的。所以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真的有可能进入通缩。我们不愿看到19982001年那几年通缩的状态,现在应该吸取教训,预调微调,看到有通缩苗头就赶紧放松货币。

我不敢说是否这次收紧货币、调整地产的结果超出了政府的预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速不应该这么低。

中国近两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还在7.5%7.6%。2014年前三季度平均不到7.4%,估计全年至多7.4%,所以比潜在的增长率略低一点。这当然是需求不旺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稍紧了一点。

本届政府一开始可能认为我们的货币太多,货币增速太快,但是对货币去哪儿了没有完全准确的认识。政府大概看到这些钱一部分进入房地产,一部分在金融体系里空转,没有真正到实体经济。所以想通过紧缩银根促进地产调整,并把一些空转的资金挤掉,让它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但是用M2的增速来说货币太多,可能是有问题的。M2增长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地产业吃进了一部分,变成了固定资产,这部分问题不大。

但是还有一部分钱可能完全沉淀了,成了中国经济里的暗物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钱,不能存到银行,没进入流转。到底这种钱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我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最近媒体报道的河北省某科级干部家中就搜出上亿元现金,就是一个佐证。另外,每年还有很多钱流到海外。

所以,认为把货币总量减少了,实体经济的钱就多了,这就不太可能了。货币一紧缩,最后发现最受挤压的反而是处于边缘的中小民营企业。

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再宽松一点。这样好多企业就活过来了,经济增长就上去了。

对于放松货币的方式,增加货币量比调货币的价格可能更管用。因为利率现在已经非常高了,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普遍在11%15%,所以降基准利率一两个百分点,作用不会很明显。但如果货币数量增长,因为有乘数效应,取得的效果就会比较大。

我不建议用财政的方式刺激,因为这还是老思维,不是市场的思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明白、不相信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一看经济下降,就赶紧上投资项目。但这些投资,很多都没有起到拉动经济的效果,造成大量浪费。

即使采用财政政策,也应该引入新的模式。新一届政府在基建领域推广PPP模式,即引入社会资本和管理机制,这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应该划清与市场的边界,能PPP的就PPP,商业公司可以做的就完全放手。现在好多老板去搞工业地产,运营得也很好,可见工业园区也可以由私人来做。

新增长点应全面开花

在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会有哪些新的增长点?我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能再靠某个行业引领,就像过去的“三架马车”—出口、基建、房地产。有人老问新的增长点在哪儿,想再找一个,这种想法要变一下。以后可能是全面开花,每一个行业都小长一点,这样集腋为裘,整体经济就增长起来了。

如果再像以前的思维,又会出问题,比如可能又会拼命搞城市化、区域开发、猛上基建,又重复“4万亿”。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容易使用财政政策,结果留下很多后遗症。这轮抓贪官,有很多就是“4万亿”闹出来的。

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企业走出去等都值得关注。

制造业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但压缩产能不应由政府去做。因为现在处于经济的低潮期,产能是过剩的,可是经济一旦进入上升期,就会发现产能又不够了,所以应该让企业自己去压产能。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的确确进入了调整期,增长已经达到顶峰,制造业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制造业,恰恰相反,制造业还应加强。现在一提创新好像就是仅仅指服务业、互联网,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要先把制造业搞好。而且制造业还有很多潜力,有升级的可能。中国的传统产业现在慢慢地在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企业,都成为了一个产业的主导。还有造船业等,也都应该坚持下来。

区域开发方面,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抓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三家已经坐下来谈了,开始建立起协调机制。

另外,“长江经济带”也应该好好开发。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株洲这一带,江西、皖江这一带,工业基础良好,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很有发展潜力,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要发展长江中游,就应该把南京长江大桥等一些老桥拆掉重建,因为桥太矮,万吨轮船过不去。如果万吨轮可以直上武汉,武汉的经济立刻就会打开,很多出口立刻就会转移到湖北、湖南一带,长江就成为一条海岸线,华中地区就是沿海了。长江是条黄金水道,三峡大坝修建后,本来江海联运可以大发展,但是我们没把它用起来,很可惜。

这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和化进程非常活跃。政府不要只关注国企去海外买资源、买土地等,其实这是最坏的做法,外国会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土地和资源不是一般商品,容易拨动民族主义情绪,试想如果一家国外公司大量买中国的土地,国人会怎么想。

对于企业走出去并购等,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便利,不要换个外汇都审批来审批去。一旦有并购机会,都是在一两个月内拍板,半年间钱就到位;审批一圈下来,机会早没了。

中国2014年会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变化之后,政府应该有一些举措来帮助我们海外的企业。我们也可以效仿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成立一个机构来专门支持企业的海外发展,现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

12betonline相关的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