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袁、顾对话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政府的权利要求》。当他应时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共和之问,他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对此颇有疑惑,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回忆录》)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共和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确实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举国上下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么?

“共和”进入民国教材

几千年来,一直在帝制的循环中打转,一代代的哲人圣贤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中华民国诞生之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学教科书,为顺应时代的需要,才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共和的课文。

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书干脆就叫《共和国教科书》,每年的发行数都在700万本以上。新国文初小第四册即有课文《大总统》,第七册有《共和国》《自由》《平等》等课文,第八册有《国庆日》《选举权》《法律》《司法》《行政》等课文。《共和国》一课简明扼要,将共和的原则说得清清爽爽:

“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

虽然,一国之人数至多,欲人人与闻政事,为事势所不能,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

共和国以总统组织政府,以议员组织国会,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限制,故无专擅之弊。”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第八册也有《选举》《博爱》《平等》《自由》《好国民》等相关课文。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国体与政体》《民国成立始末》《共和政体》等课文,第二册有《人民之权利义务》,第三册有《国家》《国民》,第四册有《地方自治》《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临时约法》,第六册有《政党》等课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爱”来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二册有《自由》,第四册有《博爱》,第六册有《人权》等课文。何谓人权?课文如此回答: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与民国同步诞生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用于新时代的教科书,抢了商务印书馆的先机,得到了部分教科书市场。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孩子们也可以读到《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国民之自治》《共和国民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

正是透过这些教科书,共和观念悄悄地渗透到千千万万少年的心中,与报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话语,与标榜民主、共和的政党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浪潮。

共和国民如何养成?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了两千年之久的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邹容鼓动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出现了“共和国”的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个“共和”。而辛亥革命造成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共和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之得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倾向共和并非一时感动。袁世凯之接受共和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么?民国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当大势所趋转向共和之际,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共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共和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张謇全集》)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对政府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政府过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觉得,过问政治是一条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险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去做,也不愿做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共和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钱玄同日记》)商务印书馆被迫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共和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就被废止,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共和”记号的课文、日子,跟袁世凯都显得格格不入。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的排场,来迎接他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即使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他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究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外国人对共和态度悲观

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的外国人,对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谚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称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通”的观察,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鲁迅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他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濮兰德断言:“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全新的’。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人类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绵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两年内或者一代人之内就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说,与美国不同,美国是几个世纪来根植于英国民族内心、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表现。这种精神起源于英国宪章革命,通过移民由“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成为英美两国人民追求自由权利的基础。“你不能指望仅仅通过大叫两声‘共和’,便可以把这种精神成功地灌输给那些从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们。”(郑曦原编《共和十年 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这些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1913年10月13日,在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长期研究事务的日本人佐原笃介,写信给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伪装的军事独裁的专制政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成其为共和国。……袁世凯现在尽管年富力强,但是不能指望一个血肉之躯永远活着。他死后谁能治理国家?我看最好是在他的背后建立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好制度。”他主张把权力交还给宣统皇帝。(《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袁世凯不会毫无耳闻。他称帝之前最担心的也不是的反应,而是外国能否接受。他在1913年迅速击败革命派,并将立宪派玩弄于股掌之上,共和体制在他眼中实在分量太轻了。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面向他表达英国的立场:“现行之共和,系世界所无之政体,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断难永久维持。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于人民思想习惯,丝毫不背。”(《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这对于他最终迈出称帝这一步,恐怕比他儿子袁克定专门为他印的假《顺天时报》影响更大。

此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博士在北京对芮恩施说过:“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这种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缓和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末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

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较量

袁对内阁制一直深深怀疑,并一心予以抵制。这一点国民党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领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汉写信给“北京国民党诸兄先生”说,“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佳。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极力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政党内阁呼之欲出之际横遭暗杀,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虽无定论,而袁世凯不可逃避地成了嫌疑者之一。

围绕在袁世凯身边的梁士诒、周自齐等人都是共和政体的怀疑者,他们先后对芮恩施表示喜欢君主政体。梁说:“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负责。”(《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到了1916年6月4日,袁去世前二天,《纽约时报》还发表了梁士诒的署名文章《君主立宪制是的选择》,开篇即说:“到底应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民会议的代表毫无异议地一致赞成采取君主立宪制,显然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他认为,“想要国体从根本上转变为共和制,就像强迫美国突然转变为君主制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他论证说,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宗教国家,基督教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将不同民族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忠君”是维系整套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石,也是国家建立“德政”的核心。他质疑共和制的致命弱点是不稳定性,如果想要在世界各国的残酷竞争中存活下去,注定要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共和十年》)

在赞成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中,不乏胡瑛这样的革命党骨干。

让袁世凯无法理解的是,1915年12月举行的所谓“国民代表”投票中,1993人当中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明明是100%,想要求几张装点门面的反对票都不得。然而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却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

其实,反对者未必对共和有多少的理解,包括袁亲信的北洋将领,他们反对的不是帝制。陈独秀的这番判断是可信的:“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1917年5月1日《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陈独秀文章选编》)

所以,袁称帝的失败也不代表共和观念的胜利,共和在依然有极为艰难而漫长的路要走。“袁氏之问”依然重若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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