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前几年持续高增速还是近年来逐渐趋于零增长,商业银行似乎都在舆论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头顶“国”字标的五大行尤为如此。

就在2012年初,四大行的高管还不得不在各种场合回应银行暴利的问题,几年后,关键词就变成了“零利润”。截至记者发稿,除了此前净利就趋于零增长的工、农、中、建、交以外,多家股份制银行2015年净利增速落至个位。

不仅如此,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整个银行的资产质量持续下滑,风险攀升。

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了《》的采访,预测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并回应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甚至多重压力下,传统商业银行,尤其是大行应该怎样通过转型提高盈利能力,化解金融风险。

通缩来了?

2016年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4.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这已经是这个指标连续48个月负增长。

通货紧缩成为现实风险,是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在PPI连续两年负增长后作出的判断。“我国PPI已经连续48个月处于负值,2015年GDP减缩指数也为负值,已经足以判断我们当下正处于通缩之中。”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公开场合表示。

“仅用PPI的数据并不能简单地证明经济进入通缩阶段。”王洪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现在还没到通缩的时候。“国外一般是用CPI来看通缩的,从CPI来看,经济还不是通缩,同时PPI降幅也在逐渐缩小,总体是趋稳的。”

之所以如此判断,王洪章认为是基于经济的韧性很大,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等先天的资源条件,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经济指标与发达国家比对结果相对健康,都是尚未进入通缩阶段的理由。

自2015年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抵抗通缩,亚洲则以日本最为典型。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原田康也坦言,日本需要负利率的原因是经济长期衰退和通缩,GDP增速非常低。

“与日本不同,日本的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通缩,就不具备这样的韧性。”王洪章说。

他把经济比作一架飞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如同一架飞机,并不是减速,只是调整速度,由原来高速转为中高速。降落的时候,下面可能不是水泥跑道,是塑胶跑道,所以不会硬着陆。”

“更重要的是,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意义要远大于解决通缩。”他特别强调。

“资本外逃论”不成立

去年年末,人民币经历了一波罕见的大起大落,尽管已经趋于稳定,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然存在,由此产生的资本外逃现象也成为普遍担忧。

王洪章表示,当前经济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总体来看,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内。2015年经济仍保持了6.9%的中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速的变化,有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也是政府主动调整结构的结果,有利于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增长,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

“人民币虽然在前一阶段,特别是加入SDR以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他解释,从长期来看,汇率的波动和经常项目收支情况紧密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经常项目顺差规模为2932亿美元,为2009年来最高水平。经常项目与同期GDP之比为2.7%,继续处于公认的

合理范围之内。在经常项目高额顺差的支撑下,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本面条件。

此外,尽管近两年来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严峻,但并不需要通过拉低人民币汇率来刺激出口。

对于经济环境和人民币贬值预期引起的资本外流,王洪章说,实际上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区间。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近期全球金融市场上不确定性因素多,和正常时期不同,确实有些投机力量在瞄准。

“市场上有投机力量并不奇怪,但我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我们有能力不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下降5127亿美元,但总体来看,这种流出是在预期范围之内。分析资本流出的结构发现,大部分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以去年为例,去年企业和居民在境内的美元存款,在2014年增加了1084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68亿美元;金融机构为了应对不确定性,也增持了美元头寸,去年金融机构增持了1000亿美元的头寸;企业为了优化本外币资产负债摆布,对前几年负债外币化、资产本币化的结构进行调整,提前偿还外币贷款约1000亿美元。这些流出的大部分数据都可以反映出藏汇于民。除此之外,根据目前的数据,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出整体看是收敛的,是在向基本面回归。”王洪章说。

没有最好的监管体制

去年一年,金融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在提醒现有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缺陷,而改革金融管理体制,成为业界普遍认为的当务之急。

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卜永祥曾撰文指出,金融波动的直接原因虽与经济金融互动反馈中固有的“加杠杆去杠杆”周期性因素有关,但“一行三会”体制下,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监管,以及监管部门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制度,才是事前助推泡沫酝酿风险、事中反应滞后控制不力、事后救助失效推诿责任的深层次根源。

金融管理层也不止一次强调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多方学者对监管体制改革的方案提出建议和意见,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两会期间曾对媒体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在研究,官方仍在听取意见,哪种方案可能性最大目前还不知道,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

近期有消息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见分晓。

什么样的监管体制最好?王洪章说,“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监管体制,只有最适合的监管体制。适合指什么?是指让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无论什么样的监管体制,都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

谈到希望监管层对商业银行提供哪些支持时,虽然没有明确,但他坦言,建行在不断跟监管部门探讨,希望获得体制、机制、牌照等方面的支持。

找回利润

“从到建行的第一天起,就思考转型。”王洪章曾经在公开场合这样表示。虽然具有诸多既有优势,但作为一家资产规模将近20万亿元的国有大行,不免有船大难掉头的苦恼。

现实的情况是,净利增速跌至个位,已经是上市银行的普遍现象。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建行净利增速0.28%,其他几家大行的数据分别为工行0.5%、中行1.25%、交行1.03%。截至记者发稿,农行尚未公布相关数据。

“未来大银行要提升利润增长,主要还是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一块是新兴业务或中间业务等,特别是资产管理、托管等表外项目。这部分市场空间大,人们的需求也较为多样化,主要带来非利息收入。另外一块就是通过提升风险定价水平获得较高利息回报水平。银行业务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不是说利差收窄,发生了不良,我们就不做了。实际上,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风险定价水平的时候。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定价能力强,谁就可能获得高的收益。”王洪章说。

外界的很多质疑来自大行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大中型企业身上,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只是停留在纸面的“面子工程”,实际上收效甚微。

但王洪章称,国家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给出了很多优惠政策,这部分业务对银行而言也是一个利润增长点。虽然小微企业财务体系相对不健全,造成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但对大行而言,小微企业业务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对小微企业贷款的难度在于风险的把控,大行风险管理能力较高,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税务、政府等平台合作的方式,完全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国家对很多高科技企业支持力度较大的背景下,小微企业中有许多优质企业,前景也较好,大型银行需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成本方面,大型银行可以通过流程优化、信息技术使用等手段,降低小微企业的服务成本,因此我们也在转型的过程中提出了‘以小为主、以微为重’的客户定位。”

不良率低于水平就好

“未来不良贷款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信用风险尚未见底。但与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不良率还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王洪章回应对不良贷款的担忧时说。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7万亿元,同比增长51.3%,全年新增不良贷款4319亿元,不良贷款余额连续17个季度增加,不良率1.67%,较年初上升0.4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1%。

王洪章分析称,2016年,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去产能、去库存等任务逐步落实,相关行业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商业银行经营面临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行业竞争加剧、盈利增速下降等诸多挑战,风险形势愈加复杂,未来不良贷款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信用风险尚未见底。

“但是还要看到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好因素在不断积累。此外,银行业具备应对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盈利、风险等关键指标要好于同业。”

他解释了风险可控的原因,首先是金融机构存量贷款集中在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及个贷、海外贷款等风险较小的领域,占比超过50%。增量信贷资产重点支持国家重点项目、重点倾斜领域和个人消费领域。信贷结构方面,持续压缩过剩产能行业贷款。

“从建行数据看,‘去产能’所涉及的八大行业信贷客户8966家,信贷余额5037.7亿元,客户数量及信贷余额占比均较低,预计不会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太大的影响。”王洪章说,“而且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全部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将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

银行业可承受的不良贷款水平是多少?

王洪章笑答,“只要低于水平,我们就能承受。”但他并未明确所谓不良贷款的水平。

“对于目前的银行业,在防范风险的同时,要对现有的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做到市场化。”王洪章提出,只要符合市场化的手段,都要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空间和监管的支持,比如资产证券化。

一线城市房地产未现风险

建设银行是住房按揭贷款最大的银行,从“要住房、找建行”的标语开始,建行在住房按揭贷款方面的业务多年来一直领先同业。

近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迅速,3月25日,上海、深圳相继出台了楼市调控新政,被称为“史上最严”。

在王洪章看来,地方政府采取的是稳定楼市的措施,而不是打压的措施。“整个银行业密切关注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从目前来看,一线房价的上涨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做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压力测试,总体来看,风险并没有显现出来。而且政府和银行已经经历了几次房地产价格波动,应对暴涨很有经验。”

至于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因库存积压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零首付”政策,王洪章认为,这种去库存的措施是有利的,可以把积压的库存盘活。但是去库存除了“零首付”,同样需要金融服务。对银行来讲,需要银行对购房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认证,确保贷款风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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