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调控,雷霆一击,内地一线城市闸门渐合。

重雾霾、高房价、难晋升,除了北上广深和老家,刚需“小白”们还可以去哪里落脚?

内地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正向年轻人招手。

在今年两会期间,多个省市负责人公开向中央争取将本地主要城市纳入“国家中心城市”,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一线城市名单,以全方位地扩大本地区的发展空间和话语权。

姚余栋曾执掌人民银行金融所,现为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几年,他与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等一直在切磋“梯形城镇化理论”。结论是,至少要发展8个一线城市。

他告诉《》,一线城市限购和限制人口或是不得已之举,但这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一线城市数目,更多的一线城市既能吸纳高端产业与人口,还能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

中共中央领导廖国锋樊会涛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也持类似观点。他曾公开表示,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还需发展大城市化

2015年底,中地城镇人口7.7亿,城镇化率大约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8%左右。另外,城市化率与城镇化率是不同的概念,由于镇一级占官方城镇化率56%的四成,所以真正的城市化率不会超过40%。

姚余栋认为,仍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的空间和经济潜力依旧巨大。“城镇化再有20年才基本结束,因为农村劳动力还有2亿人,年轻人可能有1亿多,加起来有3亿人左右。”

关于未来的城镇化模式,牛凤瑞强调必须遵循适应规律。曾任社科院城市与环境所所长的他告诉《》,人口众多,密度高,走集中型城市化是必然道路。

一是较高的城市化率。80%以上,也还有近3亿农村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耕地面积则比美国少,美国人只有1%是农民。90%的城市化率,农民也还有1.4亿人。二是若干个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三是城市空间的紧凑型布局。四是大城市率先发展,占据较大的人口比重。

“这些年我们的城镇化战略和研究总是在小城镇和大城市之间摇摆。”姚余栋说。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3亿流动人口中,78.8%去了东部地区。其中,有80%集中在大中城市,44.1%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同期全国城镇的平均人口增长只有5.8%,而北京、上海、天津的增长率却在29%、37%、41%。

牛凤瑞指出,目前中地处于城市化第二阶段,即城市化加速阶段,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加快发展,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大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效率更高。

“最后一定会有七成到八成人住在城市,而且这些人一半以上会住在大城市里。至今东京的人口还在增加,纽约也是。”牛凤瑞说。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分析,从人口和土地的禀赋看,的很多数据应该在美国和日本之间。但是,现在居住在10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三分之一。50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不到美国的一半,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我们不要把幸福函数复杂化,年轻人迁移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希望人们都去小城市,可是现实中,很多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到小城市去,相反小城市的企业都往大城市搬。沿海产业转移,也是去了内陆人口聚集的大城市。”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介绍,近百年来,大城市越来越发展,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包括发达国家。联合国撰写的报告《大城市的优势》提到,连治理污染也是大城市更有效益,只有一定规模人口的大城市,才能建设高水平的污水处理厂。“据说,少于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都养不起一个以西洋音乐为主的音乐厅。”

樊纲提醒,应该顺应规律,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大城市,包括周边的小城镇、卫星城等。

这方面日本、韩国曾有前车之鉴。日本当年也让人们到小城镇去,结果全国1.3亿人,有30%住在东京,20%住在大阪。韩国也说不要到首尔来,搞新农村运动,结果新农村建成之日就是村民走光之时。现在50%的韩国人口聚集在大首尔。

一线城市扩围

“但是完全追求市场化的大城市规律,往往避免不了泡沫。”姚余栋介绍,日本的皇宫一带,可以把美国加州买下来,东京可以买下一半美国。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也可以买下一半美国。

“我们要小心房地产泡沫的风险,这种巨幅波动,20年都缓不过来,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了。”

姚余栋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应放弃“三角形”(一个首位城市),走“梯形”(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通过发展8个一线城市,每个人口达2000万人,能确定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也有利于二三四线城市平衡发展。这样形成共500个城市的系统,容纳10亿人口,让城镇化率达到70%。

“14亿人口,这么大的体量,才4个一线城市,至少应有8个。”

他作出这一测算的依据是齐普夫定律即幂律。上有关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也符合齐普夫定律,即如果将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城市按照人口规模大小排序,任何一个城市的位序与其人口规模的乘积等于常数。

在当前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情况下,假定每个城市2000万人,每个层级8000万人。若设置8个层级,需要1020座城市,共容纳6.4亿人,城镇化率也只有46%,并不能满足城镇化的需求。

但若在单城2000万人口不变的情况下新增4座一线城市,根据齐普夫定律每级城市可容纳1.6亿人,通过设置六级共504座城市,即可吸纳9.6亿人,占目前人口的69%。

姚余栋表示,其与管清友提出的“梯形模型”,或可做内地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一个参考。

管清友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而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

为提高一线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扩大现有一线城市人口规模。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万人、人口密度3809人/平方公里,都低于同期全球第一大城市东京的3700万人和6106人/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则可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深圳当年便因经济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与北上广并列,成为第四个一线城市。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有希望跻身新的一线城市。

“建设十几个千万人以上的超大型都市是不可扭转的趋势,除了北上广深,武汉、南京、杭州、成都等等,千万人口现在都可以看到了。500万人口的城市就限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从500万人到2000万人还有1500万人的空间,为什么不能发展?”牛凤瑞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二线城市发展速度会更快,与一线差距会缩小。

各地竞争国家中心城市

一线城市在政府文件中的正式提法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陕西代表团全团会议时,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提出建议“推动西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他说:“国家明确了8个国家中心城市,没有一个位于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区,建议国家将西安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引领西北的发展。”

李克强当场回应:“你们研究一下,可以考虑,如果衔接好,给国务院专门写报告,尽可能给予支持。把西安作为西北的龙头,扬起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个省区市的代表委员都提交了把所在省会、城市建设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或提案,推销与竞争可谓白热化。

根据官方媒体《经济周刊》的爆料,国家中心城市的数量是12个的可能比较大。目前已经有8个城市被确定,也就是说,只剩下4个名额了。

于是多个省份都在“举全省之力”争取名额,山东省的青岛与济南更展开省内角逐。

早在2005年,住建部就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2007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城镇体系中最高等级城市。2010年住建部提出建设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

但直到近几年,国家中心城市才真正进入各地方视。

2015年12月,在重庆举行的一场智库论坛上,中共中央领导廖国锋樊会涛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杨伟民表示,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他指出,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比如北京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自身城市病解决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

杨伟民认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将在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培育和发展,再造若干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形成经济增长新节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专门写到,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加快提高化水平,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发展,促进形成都市圈。

由此,10个国家中心城市或一线城市已经呼之欲出,名额增加也使得各地方有了争取入围的想象空间。

2016年5月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至此,已经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等8座城市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遴选过程中,相关城市竞争激烈异常。2016年9月25日同一天内,郑州市委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沈阳市市长均公开提出,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而几个月后,郑州市成功入围。

“地方政府都非常关注。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入到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名单中来,我知道有些城市可以说做了很多的努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告诉《》。

据了解,沈阳、南京、西安、长沙、杭州、青岛、厦门等城市正在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

下放权力 补足短板

“某城市划进去了,某城市没进入,若干年后,可能差距会拉大。各个城市激烈竞争和争取,原因就在这儿,机遇难得,抓住了和没抓住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分化。”冯俏彬说。

客观上,让潜在一线城市激烈竞争,形成新的地方竞争格局,也会增加创新与改革的地方动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肖金成研究员表示,虽然被定位为“高大上”的国家中心城市,其实这些城市的发展客观上还存在诸多短板。

比如,城市竞争力全球排名不高。根据社科院《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全球505个城市样本,进入前10位的内地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其中,上海第七,北京第八。进入前200位的,包括港澳台城市只有17个,内地只有12个。

发展不均衡,北上广深遥遥领先。比如,创新力不足问题。2015年北京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是6%,上海3.73%,深圳4%,纽约、波士顿则高达15%。区域辐射带动力不强也是问题。北京、天津2015年GDP达到2万亿元和1.6万亿元,但同处京津冀的石家庄只有5440亿元,保定、廊坊更少。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高,学校、医院、交通等均属短板。东京2001年地铁密度指标为0.11,北京2010年只有0.02,东京以轨道交通为主,北京以地面交通为主。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增长模式仍属高消耗、高污染型。

应对上述短板,管清友就指出,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提高相关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做出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赋予更大立法权、调整金融监管体系、加快国企改革、鼓励创新,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国家级和区域级的交通、能源等规划向相关城市倾斜。

“我不建议划定,应该有一批候选城市,把一些实在的权力下放,让城市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管清友强调。他指出应充分学习深圳的崛起模式,建议重启特区政策,下发权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12betonline相关的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