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玩摇滚在周围人眼中也是异类,当时时代潮流也不是那些。”

吴彤奇怪的是,自己一路顺着心意走的艺术道路,并没有去迎合时代和潮流,现在回过头来,却暗合了这三十多年来的时代变迁。“马友友在十几年前组建丝绸之路乐团的时候,也不知道现在会有‘一带一路’。”

就是这样一位文质彬彬,不急不缓,如今看来很古典很传统的音乐人,是当年很火爆的轮回乐队的主唱,吴彤的音乐之路,从最初前卫的长发披肩玩摇滚的反叛青年,到跨界古典音乐、世界音乐,回归自己本来的民乐演奏,拿起当年曾被自己冷落的“笙”,这种转变在外人看来有些突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恰逢时代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逐步加快,随之西方大量的艺术形式开始涌入,经历了一段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无比向往的“文艺复兴”时期。摇滚乐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新生事物也大量涌现,流行歌、减肥药、卡拉OK歌舞厅,大街小巷对你瞪着眼睛的广告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巨大欢呼犹在耳。然而近十年来,随着时代和的发展,出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回归,一个典型现象是各种国学热、儒学热、读经热一波接一波,加上政策和媒体的加持,热度一直持续。

“这大概就是应运而生”。熟读《道德经》的吴彤最后这样概括。

今年2月吴彤凭借《歌咏乡愁》同著名华裔美国音乐家马友友等人一同获得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获得格莱美奖的殊荣,早在2010年2月凭借《快乐》同马友友等人一同获得第52届格莱美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奖,是唯一一位二度获得该奖项的音乐家。2008年他曾为电影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终极版重新配乐,被王家卫誉为“音乐上的痞子”。在亚洲协会8月8日公布的2017“亚洲创变者”奖8人获奖者中,其中2位人,一位是这位“音乐痞子”,另一位是滴滴出行公司总裁柳青。 笙音里的父爱

因为行事低调,再加上现在所从事的古典跨界音乐的受众远远少于流行音乐,所以即便吴彤取得的成绩屡屡获得业内肯定,但在大众知名度上却差强人意。

针对网上有议论他是“实力被严重低估,且没有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名气”的议论,他一笑置之。“大剧场我可以演出,小剧场登台,或者经常去给20个小学生开讲座,我也觉得挺好的。大众关注度固然好,不怎么关注,我可以今天随便穿什么上街去买菜了”。

你可能不知道他,但很可能听过他唱的歌曲。当时的热播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片头曲《好春光》和片尾曲《卷睫盼》就是吴彤演唱的。尽管这并非他想做的音乐,他也并没想过通过这个被大家熟知以及记住。但是这两首歌还是成为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的集体记忆。

“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高度:它永远中正,蹈矩循规,它也永远平和,淡喜淡悲。”这是吴彤对于笙的一种定义,同时也是他的人格心态和生活状态的完美诠释。

吴彤1971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满族音乐世家,因出生时浑身通红,吴父就给他取名吴彤,“彤”就是红色的意思。

吴家的家族企业宏音斋是京城乐器制作界的百年老店,吴家的笙制作工艺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吴彤这代是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吴父是北京民族乐器厂管乐车间主任,对笙的加键、扩音管等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着深厚民乐家学的他,五岁便跟随父亲学习笙、唢呐等民族管乐器。

和笙的缘定今生,要从他五岁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把笙说起。那把小笙是爷爷给他做的,笙苗用湘妃竹,花纹素雅,精巧别致。他很是喜爱,不承想到后面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学习笙的过程。

对他的音乐之路和性格养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威严的父亲。吴彤三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抱到凳子上,一招一式地唱京剧《红灯记》。五岁的时候被逼着练笙,小手都磨破了。“若要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是父亲一直以来告诫他的话。笙不仅是父辈给他留下的一个安身立命的工具,也凝结着有关父亲的所有记忆,训斥的惩罚的,欣慰的鼓励的。

现在蜚声的吴彤的确在童年的时候受了很多罪,当时全部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吹笙的技术难关。而父亲为了他的成才也煞费苦心,每天下班后基本不探亲访友,总是径直回家监督着他练习。一张旧照片里,父亲躺在竹篾躺椅上,穿着白衬衫,气定神闲的摇着扇子。吴彤的印象里,这是父亲监督他练琴的标准姿势。

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后,放学后到父母下班回来这段时间里,只有他一人在家。父亲怕他偷懒,发明了一种机智的在吴彤看来残忍的方法,留下十盘录音带,让儿子一回到家就摁录音键开始录音,以此记录下他是否在练习,以便回来审听。这种枯燥单调的练习,对一个时刻向往着外面花花世界的孩子来说,是极其难以忍受的。

抱着不得不弄出点声音来填满录音机的吴彤,他开始不按照乐谱胡乱吹,这时候他的心情愉悦,时间仿佛也过得飞快了。好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叫“即兴演出”。

而父亲对此也较为宽容,“你这是在创作啊”。吴彤笑着对《》记者说,这是他最早的创作。渐渐地,他也逐渐从胡同里的向阳大院,走到区里、市里,直到全国的舞台。

十一岁的时候,吴彤参加全国少年儿童民族器乐比赛。一个黄昏,他从学校回到家,他清楚地记得,屋里很暗,还没点灯,父亲压低声音说没看到他的名次,这让他好不沮丧。没想到父亲突然笑起来,拉着吴彤说,你得了少年组的金牌,而且是少年组最小年龄的获奖者。父亲这种不常见的笑容,照亮了他整个童年。

除了父亲严苛的训练对于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父亲的品行也深刻地影响着吴彤。吴父晚年罹患脑血栓与为一位朋友连夜赶工有关,“当时,一位演奏家说第二天要去美国演出,请父亲临时赶制一件D调唢呐。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连夜开工,一夜没睡。第二天,演奏家走了,他就住院了。嘴歪了,手也掰不开了,一个手艺人手不能动,天就塌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也不让身边人跟这位演奏家讲,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

叛逆年代

19801989年,摇滚乐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再加上外的巨变,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激情受到了挫败和打击。个人话语、日常话语和五四以来的国家话语、精英启蒙话语之间有了冲撞。

种种情绪也急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摇滚乐就担当了这个身份。1994年香港红演唱会,现在还被人念及,那场盛事标志着摇滚乐鼎盛时期。那个晚上“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还有众多摇滚人,为摇滚乐的历史贡献了惊鸿一瞥,当时以为是一个起点,谁想到因为商业模式和演出市场不成熟,再加上1994年过后政策的原因,红演唱会的高潮过后,摇滚乐迅速消退,几乎销声匿迹。红一夜成为历史记忆。

穿着海魂衫,脖子上系着红鞋带,年少轻狂的何勇在演唱会上,真实、透彻、酣畅淋漓地去歌唱和表达,嘶吼跳跃,满身是使不完的精神和气力。何勇打破了香港红演唱会不允许观众起立的规定。《钟鼓楼》歌曲开始,何勇毫无停顿地介绍现场的父亲,“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然后转身向他轻轻鞠了一个躬。歌曲结束后,何勇再次先向何玉生深深鞠了一躬,才向观众鞠躬致意。这个愤怒的、叛逆的、个性的摇滚先锋向父辈的鞠躬,是一个可以被解读的重要的文化符号,既是敬重,是和解,也是反叛,是告别。

这样的冲突与和解在当年的吴彤父子身上也上演着。

除了完成学校的各科考试,假期的时候,身为民族管乐器制作大师的吴父会带着吴彤一一拜访他的演奏家朋友,老艺术家们也慷慨地把自己的绝技传授给吴彤。他渴望从父亲巨大的庇护和阴翳下走出来。

从小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吴彤,上了中学过后,却是个跳着霹雳舞的、特立独行的校园小明星。然后他玩起了摇滚。这被他自己称为“叛逆的年纪,干的叛逆的事情”。

1991年,吴彤和赵卫、周旭、李强、焦全杰这五位来自高等音乐院校的高材生组成轮回乐队,吴彤担任主唱。这是第一支学院派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几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练、写歌。

吴父看着儿子每天穿着“奇装异服”,接触的一些人都是一身黑衣、黑墨镜、长发披肩,身上挂着叮叮当当的配饰,“完全如同坏人一样” 。在那个刚刚有些开放的年代,这样的异类还不能被大众接受。而且摇滚乐队不属于任何一个事业编制,就几个小伙子在一起捣鼓。对于空降到的摇滚乐,当时的吴父是完全陌生,也是不理解的。

吴彤一次无意间得知,父亲背地里去问他的老师,摇滚乐是什么?会不会让人学坏?以后能不能支撑儿子的生活?父亲开始凭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干涉儿子的选择。和家里吵架,离家出走的事情吴彤都干过。后来,从1991年到父亲去世,差不多五年的时间,看到儿子每天努力和投入地去写歌看书到半夜,似乎渐渐地接受了他的选择。父亲总是拖着病重不便的身体轻轻推开门来看看,有时会问饿不饿,要不要给做点东西吃。

“那时候有想要成为大明星吗?”

吴彤淡然一笑,“一定有的,有了名气就有了鲜花掌声、金钱利益。喜欢摇滚,后来做摇滚的人多数这一层面的想法是肯定有的。但是时间一久了以后,觉得音乐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跟声名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一场轮回

1993年,出现了一个词叫“民族化摇滚”。轮回乐队的《烽火扬州路》引起乐坛轰动,成为年度最流行摇滚单曲。

这首歌的起源要从高二的一个中午说起。放学骑车的路上,他的脑海里出现了非常好听的旋律,激动万分的吴彤立马停了车,在路边用自己Walkman录了下来。下午上课,迅速在课堂上把音乐旋律写成了谱。正好当时古文课讲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灵光一闪,把这首词填了进去,于是《烽火扬州路》这首曲子,就在课堂上基本完成了。

《烽火扬州路》第一次演唱是在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元旦晚会上,班里几个有兴趣的同学组成了演出阵容,效果达到绝对火爆的程度,演出结束后全学校的人都在竞相传唱,一时轰动。因此,好几年,学校里的语文考试都不考辛弃疾的这首词了。

又过了几年,吴彤加入了轮回乐队,这首曲子也带过去,成了乐队的第一批作品。1992年,轮回乐队版的《烽火扬州路》被录音师老哥(王昕波)收录到他正在筹备的《摇滚北京》专辑里。老哥是近代知名录音师、音乐制作人之一,崔健、唐朝、黑豹,《火》和《摇滚北京》等一系列摇滚唱片都出自他手。他也是1979年成立的现在被认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摇滚乐队“万李马王”的队长。九十年代初,说到百花录音棚的老哥,谁都知道是最好的摇滚乐录音师。

那是轮回乐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录音,后来又听从老哥的建议,加入乐器的元素录了一段琵琶。录制过程很漫长,直到午夜十二点还没轮到吴彤的录唱部分,凌晨三点他被叫醒,可以录音了,于是赶忙用冷水洗了把脸,清清嗓子,抖擞精神唱了起来,录音很顺利。

因为《摇滚北京》的影响力,《烽火扬州路》成为用摇滚的方式演绎古典诗词最早的作品。后来谢天笑、子曰乐队也紧跟其后。“我们这拨人是更愿意找人自己的声音,所以才会回到民歌民乐的元素。”

他回忆起在乐队那个时候,他承担作词和作曲较多。“都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但大家在创作上的瓶颈,风格上的艰难选择,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内心的焦灼。因为新,的流行乐和摇滚乐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完全是一个摸索的状态。学校开设相关专业也是在2000年左右。而且因为成员背景的不同,又不是科班出身,学的都是传统音乐,在传统的影响和想要创新的挑战心理下,“一周排练三次,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就这样一直吵了十年,也排练了十年。”对于这种争吵,吴彤用了个词“不亦乐乎”。很多专辑的不少作品甚至要改十遍,一首《落山的太阳》就做了十个版本,再不断地挑选,最后选出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在没有成名的时候,乐手的生存状况还是不容乐观。黑豹乐队曾经的经纪人郭传林曾经说过,“那时候完全是脱离物质谈精神,那是哲学,不是现实。”甚至有乐手为了一碗面少盛了一点都要去跟店家理论甚至动怒,因为直接关乎着有没有气力支撑着去演练。

身为北京孩子的吴彤,比一无所有来北京“北漂”的青年这方面要好一些,倒没有经历过特别困窘的时期,但是还是要考虑生存的问题,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他也进录音棚去录制一些歌。还为不少电视剧唱过主题歌,比如1998年为《共和国往事》《商鞅传奇》《上海沧桑》等电视剧都唱过。

1997年,曾一手创立知名音乐公司竹书文化,成功推出了黑豹、轮回、陈琳、杨坤等乐坛的多位艺人的唱片界一位传奇人物沈永革找到吴彤,说要录个歌曲。吴彤答应了。这就是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片头曲《好春光》和片尾曲《卷睫盼》。

“录完就走了,当时心里还挺不以为然,录完了也就完了。根本没有想到后来成为一代人的记忆。”电视剧热播的时候,有朋友听出来了,问“歌是不是你唱的?”吴彤说“哦”。对于他来说,他一直坚持不做自己没有太多冲动的音乐,所以当时对这首歌没有太多的情感,连电视剧当时火爆的时候也是看得有一搭没一搭的。

最近几年,因为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流传版本,网上一直有人问起这事。吴彤打算还是要找个时间重新录一遍。“音乐也有一种服务功能,既然大家那么喜欢,我觉得也应该要有完整的版本。只是《好春光》重录好办,《卷睫盼》呢,找谁来唱?”

时移世易,当时和他一起在《卷睫盼》合唱的歌手陈琳在2009年跳楼轻生,《卷睫盼》已成绝响。 大道无情

那个年代,摇滚乐的演出和录音机会是很少的,轮回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几经波折,直到1995年才正式出版,本想专辑一出,可以在事业上有个飞跃,但是事实和却更为复杂,加上大环境,摇滚乐的式微境地。这远远超出了几个小伙子的艺术和人生经验范围。

虽然说当时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离红火,还有很远的距离。吴彤坦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当时在摇滚的路上也看不到一丝光明。1999年,世纪之交的前夜,大家商定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积蓄,录了最后一首歌《春去春来》进行背水一战。当时大伙的心态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要做个了结了”。

没想到,这首《春去春来》倒成了轮回乐队被认可的一块敲门砖,1999年12月31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新千年元旦晚会,也成为第一支登上央视直播晚会的摇滚乐队。2000年1月参加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大型歌舞晚会。2000年3月单曲《春去春来》获得全国有线网流行歌曲第一名。乐队被大家真正认可,录音、巡演专访也纷至沓来,轮回乐队正式走进了公众的视。这个时候,乐队真正体会到了一把什么叫大红大紫。

去演出总是台上台下大合唱,机场、酒店到任何地方都有粉丝夹道欢迎。

“出门会觉得所有人都认识我了,即便开着车,路上司机也把窗户摇下来打个招呼。有几年出门戴墨镜的经历,于是乎真把自己当明星了,后来觉得太累了,搞音乐,被名声所累是挺宝贵挺难得的不舒服的经验。”

但是,随着声名日盛,和很多摇滚乐队成名后遇到的事一样,人心反而更难以团结。

“吃苦容易享福难。当成功到来时,机遇和选择一多,反而会生出很多问题”。走在跨界音乐路上的吴彤,希望摇滚音乐可以更化,把的摇滚音乐带向全世界。而轮回乐队当时在想,为什么不在一片大好的音乐市场发展,反而要到国外发展?

终于在2004年,发生了一件令他到现在还觉得遗憾的事,就是和轮回乐队的分手。这一年他在美国与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子笙。“的音乐家接受演出的邀请,通常都是在最多一个月,短则一周,甚至几天前才被通知有演出的邀约;而在西方国家,通常都是半年或一年。和西门子公司的这次合作,早在半年之前就有约了,而当他人在国外的时候,轮回乐队接受了演出的邀请。”因为时间上有了冲突,几次沟通未果。

成立近13年的轮回乐队,单方面宣布经过沟通后乐队与主唱吴彤终止合作关系,理由是双方“音乐理念产生分歧”,并从即日起全国范围征选新主唱。当时后知后觉的吴彤面对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很震惊,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离开了十几年风雨共担的兄弟,这对他当时是绝对的打击,很久不能从那种失落中走出来。

离开轮回乐队,用吴彤现在的话来说,“好像也是所谓天地不仁,大道无情,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在摇滚圈也算普遍,超然一点看,都是分分合合,一起奋斗,一起品尝胜利的果实,一个轮回结束了也就圆满了,大家再做别的事,也许再回来也许同时干几件事。”

那段时间,接连又来了一个重大挫折。“分手事件”作为一个好题材,被媒体争相发酵。有地方媒体报道他的,甚至起了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吴彤在美国因吸毒被扣留?”回国之后,他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众人的猜度和鄙夷。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坏,家人也连累着反复被身边人问起,让他一度很沮丧。 丝绸之路

但是大道无情的背后,上帝又为他留了一扇窗户。

著名的华裔音乐家马友友在20世纪的文化融合与冲突中成长,1998年,他开始筹划组建由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组成的跨界音乐团体——丝绸之路乐团,希望通过音乐消除隔阂,连接和沟通东西方文化,目前21名成员来自各个国家,乐队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北美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些媒体甚至认为,丝绸之路乐团是一种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象,更有媒体赞誉丝绸之路乐团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乐团”。

1999年吴彤在密歇根音乐学院办讲座,由作曲家、该校的盛宗亮先生引荐加入丝路乐队。吴彤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本土过去参加乐团的演奏家,其他人,谭盾、刘索拉、吴蛮,也是经其引荐加入的。

兴奋的吴彤刚刚去的那一段时间,就遭遇了文化上深深的不适,又因为语言问题,一个人出去吃饭都有问题。在美国的日子他异常艰辛,甚至在结婚第二天,就开始两个月的美国文化交流,经常是一连坐了将近30个小时飞机,时间赶不及,把行李放在酒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去演出,身体高度透支。

“你有怀疑过那个时候的选择吗?”吴彤的回应是“特别怀疑”。在顺着自己市场已经接受的高亢风格去演唱摇滚乐,到处能收获鲜花掌声。在丝路乐队,却是排练艰深晦涩的作品。大家都住在群山中的志愿者家里,山里连车都没有,志愿者开车带路。吴彤一下子开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排练要这么清贫和寂寞。而且在他眼中,马友友是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工作了半个月,也没见媒体的采访。保持着两年出一张专辑不紧不慢的速度,不少人也在怀疑,乐队到底能坚持多久?

时间久了,吴彤发现这种尊重一个艺术行为的规律,不追求短时间的效益,而是更多的精力用在音乐作品的探讨和团队的磨合。吴彤对《》记者说,由于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国,有很好音乐修养,他能从中汲取到很多,同时,他确实对不同音乐和背后的文化感兴趣,这些都是自己肯持续做而且有热情的原因。

在丝路乐队,当他的音乐涉猎更宽阔的时候,不安分又好奇的他开始挑战另外一条路——让声音更弱。但是这对于吴彤的先天条件来说,困难很大,因为他的声带有很大的缺陷。“声带如果是两扇门的话,那我每一边都缺了一半,中间部分在我的声带闭合的时候变成一个洞。所以唱很慢很弱很低的音乐的时候,声音就会沙哑。我的声带具有天然的条件,比一般人又厚又大,唱高音的时候,声带被拉紧,闭合得非常好,声音就会特别亮,我特别适合唱高音”。

后来他体会到,“我既然已经天然有一个洞,就是用这个气来唱歌,那就更内在,就像天籁一样的声音形成了。”这显然不利于他原本高亢的嗓音形成的市场,不过他丝毫不在意。“对生活的感悟越来越多,情感越来越细腻内在,那时候音乐也适当的会调整到比较低回婉转的度。通过音乐研究不同的人生艺术阶段,这得用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年的时间才体会到。” 民乐传承

民乐如何传承、发展乃至创新是吴彤目前迫切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乐的概念具体指涉什么,在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乐,比如二胡、琵琶、唢呐,都不是本土发明的,是从丝绸之路过来的少数民族乐器。吴彤看来,民乐还是中华民族和各个民族的音乐算到一起。

针对很多所谓风的碰撞,蜻蜓点水般地用到一些特色的元素,但是还是流行乐的底子。吴彤的看法较为宽容,“不是说一碰到民乐,就要去学习个十年八年的,不现实,碰撞合理好听的音乐就可以了。更深层次的碰撞也有,比如乐器不但能用于前奏和间奏,而且能用到整个音乐重要的声部之中,乐器的美在其中表现得比较恰当充分,这需要一些功力。再者,一首歌的气质可能适合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许没有用到民族音乐本身,但是表达的能够和美学意境联系到一起,那就是内在的灵魂的碰撞,就更有意思了。”

吴彤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就提出了“振兴民乐”的口号,三十多年,政府开始拨款,扶持民族音乐团体,在很多中小学设立少年民族乐团,那些通过乐器考级的学生得到了入学加分的实惠。也正因为这样,让教育充满了功利色彩。而上的盲从跟风与从业者的贪欲,卖虚高价格的古琴,闹市区开琴馆比比皆是。那些粗糙拙劣的集体化教学模式也让他不忍目睹。

他最近做一些传统音乐研究,也给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讲座。他发现有关于先秦的音乐思想和精神一直在失落,尤其唐朝以后以至于到近几百年,完全面目全非了。“先秦时优雅地运用智慧的一种美学状态已经完全消失了,传递的这个内容应该是有价值的,作用到当今的生活,甚至让可以消费,对孩子的启迪和熏陶应该是起念动心的,这样才有价值;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博物馆对博物馆、实验室,永远束之高阁。

《笙赋》是一篇专门为笙而写的赋,对于吴彤研究的开始非常重要,文中形容笙的音色是“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简节,乐不及妙”。他觉得,这种优雅而节制的美,恰恰是符合“庙堂之气”与“君子之义”的绝佳表现:喜不必得意忘形,悲不必哭天抢地。这或许就是我们祖先面对无常的人生际遇时的一种淡定和从容。

最近六七年,吴彤试着禅修让自己静下来。“笙之前,我就一直在音乐技术方面做加法,在演奏的过程中,突破一个一个的技术难关,青春期做摇滚,将学习到的更多东西加进去,拓展演奏技巧和音乐风格,但是现在明白过多的技术、过快的速度会与先秦的思想背道而驰。”

通过对笙的研究,吴彤找到音乐和健康之间的联系,也找到音乐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礼物。目前他与哈佛、伯克利等学府共同研究“音乐疗愈”的课题。今年8月初举办的联合国首届生命科学夏季峰会,吴彤作为研究者参与并作了演讲。传统音乐里蕴含的巨大科学力量或正在被他的“笙音”缓慢吹奏开来。

吴彤一直不太同意,别人说他青春叛逆去做摇滚,放弃了民乐,现在又回归了。在他看来,有一段时间,的确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摇滚上,笙的演奏很少,也没有做研究,但是传统文化一直在做积累,其实在轮回乐队,笙的元素、古典音乐、小提琴也都在用。

离开轮回,摇滚的气氛少了,因为在丝绸乐队,更多的机会让他自己演唱,风格更宽阔。对于他来说,摇滚乐和民乐只是说话的语气而已,有一天想振臂一呼,还是唱摇滚乐。

唯一,笙是融入他骨子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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