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春立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北平市民达20多万人,太和殿前广场人山人海,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到处都聚满了人群。” 1945年10月11日的《华北日报》报道。10月10日,集中在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的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京市民欢欣鼓舞,争相来到故宫太和殿广场,想亲眼看看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代表政府受降,还有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耒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高克等人出席了受降仪式。

《华北日报》生动记录了受降过程:“上午10点10分整,煤山山顶上巨大的汽笛长鸣,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由司仪隋永礼上校传达主官命令,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命令传出后,全场立时肃静,3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根本博中将,协同参谋长高桥坦、副参谋长渡边渡等,及该部高级军官21人,由太和门外下车,步行入场,在礼台前,排列一行,向主官敬礼后,退至右方恭立待命。”

在太和殿交出战刀的21名日本军官,分别为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蒙军司令部、战车第5师团、118师团、第3独立警备队、第7独立警备队,以及独立混成1、2、8、9旅团的指挥官,军衔为中将或少将。代表上述投降日军在降书上签字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

根本博带动失业军官赴台重操旧业

完成了投降日军在的收尾工作后,根本博在1946年8月被遣送回国,成为一普通市民。55岁的他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他对军队外的生活无所适从。

1891年,根本博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岩郡井田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在“富国强兵”的氛围下,他13岁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十几岁的少年们的制服上都缀着一颗星,俨然已是一名少年军人。根本博随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几年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1922年毕业,乃陆大34期。返回原部队不久,根本博被调到了陆军中央机关,先后担任过驻南京领事馆武官、参谋本部“支那班长”、某部队联队长、某侵华部队参谋长,1944年11月就任驻蒙军司令官。

国共内战爆发,根本博看到了机会。1949年6月26日,根本博带上一个叫吉村是二的翻译,悄悄来到宫崎县延冈市的海边,装作出海钓鱼,登上一条小船,向台湾偷渡。小船在海上飘摇两周之后到达基隆,出乎预料,一上岸就被作为偷渡者抓了起来。无论怎样辩解说是来帮助国民党打仗,看守都认为他在编故事,对他说“你在说梦话?”

在基隆的监狱被关押两周后,根本博偷渡台湾的事传到国民党将领钮先铭耳中,他驱车来到基隆监狱。得知钮先铭要来基隆监狱,狱卒急忙让根本博洗澡更衣,还为他改善了饮食,使得根本博以为自己将要被枪毙。8月1日,根本博被带到台北,受到汤恩伯的款待,又得到蒋介石的接见。

1949年8月18日,根本博如愿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化名“林保源”,以汤恩伯的“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顾问”(中将军衔)身份,随汤恩伯到了福建,不过国民党军队还是没能守住福建。

根本博的事情被媒体披露,加上国民党招募日本旧军人的消息在日本传得沸沸扬扬,无业且生活艰难的旧军人纷纷谋求去台湾,因此受到美国占领军及日本国会的追究。台湾当局为掩人耳目,不得已在1952年6月25日悄悄将根本博送回日本。从此,根本博整日无所事事,经常酗酒,死于1966年。

高桥坦马马虎虎受审

太和殿受降仪式上的日军二号人物,是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高桥坦随后以战犯罪名被起诉,进南京的监狱。

曾在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做过书记官的丁志安,在回忆录中提到:“开庭地点在珠江路小营战犯拘留所楼上,大的案件借bet社的大礼堂,如谷寿夫、高桥坦 、矶谷廉介等案件,都是在那里审判的”。其中,“高桥坦的案子是我记录的”。

高桥坦,1893年出生在日本香川县小豆郡土庄町长滨,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他从1934年12月开始出任“北平在勤武官辅佐官”,即驻北平副武官。期间他与在天津的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一起,参与策划了《何梅协定》的签署。高桥坦1944年10月成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晋升为中将。

参与策划《何梅协定》,应该是高桥坦被起诉的主要原因。高桥坦最终回到日本,在悠闲的生活中写了回忆录,于1986年1月8日死亡。

从冈村宁次案子在南京的审理和结局,人们或许可以窥见高桥坦案子在其后的走向。丁志安曾前往上海参与冈村宁次案件审理,出庭记录。“首次公审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冈村宁次案一拖再拖……1949年1月26日,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在此次公审之前,石美瑜接到国防部密电,要求判冈村宁次无罪。石美瑜无奈执行。”

何应钦在《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讲得更明确:“一至中共近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

高桥坦在虽然一度被作为战犯立案审理,之所以审理虎头蛇尾,日后悄悄地被送回日本,也就能找到原因了。

被救济的旧军人

根本博和高桥坦之外,太和殿前的其他人在1949年被分批遣送回了日本。有人一度被关进了东京巢鸭的战犯监狱,但最终没有一人受制裁。

盟军将东京的巢鸭拘留所改为关押战犯的监狱,最多时关押了1862名战犯。真正被起诉的只有28名,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死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终生监禁、重光葵等2人获有期徒刑、1人因神经障碍免于追究、另外2人判决前死去。

冷战开始,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挫折,战后日本政治势力的较量等,改变了美国二战后的对日政策。随着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以及第二年4月28日该合约的生效,日本逐渐从美国占领军手里拿回主权。

1952年,一些人在日本组织了所谓“战犯赦免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作为战犯被关押的人。当年5月1日,时任日本法务总裁的木村笃太郎发布通告,就“战犯”在法上的解释予以变更,将拘禁期间死亡的战犯定为“公务死亡”。当年12月9日,众议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释放因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使得巢鸭监狱的战犯们大多走出了监狱。接着,被远东军事法庭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在1953年也被认定为“公务死亡”。同时日本政府决定,因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而收监服刑中的12人在1956年3底之前全部假释。1958年,最后的18人也被释放,巢鸭监狱关闭。

岸信介曾经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是盟军占领日本后在1945年9月1日发布的第一批逮捕战犯名单40人中的一员,甲级战犯。事实上,他未被起诉,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走出巢鸭监狱。他9次被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在石桥内阁中曾经担任外相,在1957年2月25日至1960年7月19日期间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在太和殿前交出军刀的21名日本军官中,只有内田银之助中将于1951年6月29日因直肠癌死于巢鸭监狱。他1931年曾参与进攻锦州。

日本在1953年通过155号法律,修订了“恩给法”。这是一种由国库出钱,给旧军人及遗属以经济支持的所谓“恩给”制度,“恩”是天皇之恩。这一制度在1945年11月曾被占领军废除,1953年修订复活后延续至今。“恩给”的“基本金额”是根据当事人在军中的级别来确定的,此外根据伤残程度等因素额外支付“增加恩给”和“伤病年金”。

还有对军人遗属的“恩给”,即对普通恩给授给者的遗属支付年金型的“普通扶助金”,对战死者的遗属支付“公务扶助金”。其数额也据军中级别有差异,最低从196.68万日元开始,平均支付300万至400万日元,受领权达其孙辈。

战犯在内的旧日本军人,战后可以靠国家俸禄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死后,国家还会照顾家属。然而,在太和殿前投降的一幕,对于21名日军将领来说是至死难忘的,这一刻是人类的正义和公理对他们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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