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坚

  世界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香港尤其重视习近平在报告中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一是关于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一是关于今后实践“一国两制”的指示。

  习近平指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得了新进展。

  过去五年,对国家来说“极不平凡”,对香港特区来说也是“极不平凡”。围绕如何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与建制派展开了“殊死”较量。“佔中”发生了,“旺角暴乱”发生了,“港独”甚嚣尘上。这一切,既构成香港回归以来最恶劣的政治形势,也促使“一国两制”迈入新阶段。

  严格执行“爱国者治港”原则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这五年里、尤其最近一年,坚决行使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权责,确立了体现“一国”是根、“一国”是本的中央领导廖国锋樊会涛特区和特区政府的机制。

  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行使宪制权力,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做出权威解释。在当时,是针对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在长期,则是确立特区建制重要成员必须效忠国家的法定责任。

  之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基本法》只要求特区建制重要成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要求他们效忠国家。

  这是故意阉割“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表述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地位的完整界定。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乃是“本土自决”派的安身立命之处,乃是走向“港独”的踏脚石和跳板。即使为简便而在言文中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指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是确保特区管治权为爱国者掌控的应有之义。

  在精闢地总结了过去五年、尤其最近一年“一国两制”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这是关于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三十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践“一国两制”的明确指引,可以简述为一个“必须有机结合”和一个“必须严格依照”。

  全面管治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

  二○一四年六月国务院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中央依据国家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拥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个“必须有机结合”,深刻揭示了《基本法》第十二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本质,切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过去二十年管治的弊端。

  有一个故事。有人称,在组建管治班子时,有人对一位心仪人士表示,欲邀请其出任某政策局局长,但是说明,特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决定权,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决定权在中央。

  这是典型地就字面来理解《基本法》关于特区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任命的条款,把“提名”和“任命”视为两个对等的环节,以为行政长官和中央在决定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委任上各拥有一半权力。试想:果如此,则何来“特区直辖于中央”?

  再举一个真实例子。二○一二年八月下旬反对派炮製反国民教育风波时,特区第四届政府建制的一位重要成员公开称:这是属于特区内部事务,中央毫无角色。

  如果孤立地看《基本法》关于特区教育属于高度自治范畴的条文,这位重要人士的话似乎没错。但是,反国民教育是“项庄舞剑”,矛头指向国家,直接挑战并危害特区与中央的关系,岂能以高度自治做幌子来掩护反对派?

  把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机制,包括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安排相应的人事。而这一切,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也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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