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队的维持经费一向是非常困乏的。抗战爆发前,军费支出高达国家总支出的32%到42%,沉重的军费曾使财政部长愤然请辞。为了降低军费,蒋介石试图裁军,却引发中原大战。既然军费无法以裁军的方式直接压低,政府只能将军费七折八扣,除最小限度的维持费之外,实在无法增加经费让军队改善生活。当维持费被压到最低水平,部队的日子就经常青黄不接了。

部队主官如果不使用非法手段另辟财源,很难维持部队的运作。如何为属下搞“灰色收入”,汤恩伯是很“成功”的一例,他在困难时期“经营有方”,但资金大都用于部队官兵身上。抗战时的“汤粮”恶名昭彰;抗战胜利后,汤恩伯主持上海接收,负责长三角95万日军日侨的遣返,理应大发接收财;而在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时,汤恩伯又是“中央银行”黄金转运台湾的主要负责将领,更是发财良机,他家按理应该是塞满金条的。然而,他在台湾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窘困。继汤恩伯之后出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在台湾一样很拮据。

汤恩伯等将领在春风得意时,搞钱本事很大,但并非全为了充实私囊。当年军队的贪污之风盛行,固然有很多军官是为己谋利,但也有不少人是在那贫苦年代因维持部下生计所出的无奈之举。这段历史现象耐人寻味。

汤恩伯 穷国无弊不成军

1932年时担任第14师第80团机枪1连连长的罗锡畴,留下一段生动的回忆。该师是陈诚的土木系基干部队,位于后勤供应第一顺位,但全师的服装费仍然低得离谱。“部队很穷,士兵常年是赤脚草鞋,公家每年夏季发两套单服,冬天一套棉军服、两套内衣裤。”陈诚酷爱体育,在第18军大力推广球类活动与赛跑,但这些活动会损毁军服。罗连长想为弟兄们筹办运动服,“连上公费每月只有三十块钱,每人做两套运动衫裤,最少也要一块五毛钱。机枪连人数较少,但也将近一百。这一百多块钱,到哪里去找呢?没有办法,我就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开会。他们当然更无办法。”

最后,罗连长靠吃空缺,筹措出制作运动服的经费:“唯一的办法,只有报几个空缺,拿公家的钱作为公用,这不能算我贪污……可一个二等兵,每月只有七块钱,要报多少人,多长的时间呢?为了急需……当然最好是报二十名,一个月就差不多了。但这很容易引起主管人事的单位起疑,而弄出差错来。最后决定分三次共报十名,两个月后再陆续(报)开除,随即由伙食费款下先行垫款定制……一星期后全连官兵穿着白背心蓝短裤亮相,全团都感惊奇,连长们都来探询,这笔钱哪里来的?我们当然不能据实以告,只好含糊其词以答,自然他们也可猜测得到。于是风起云涌,纷纷仿效,运动的气氛,就在十八军蓬勃发展起来。”

吃空缺若是被查出来,连长是要遭枪毙的。连长要冒着枪毙的风险搞钱,才能让弟兄们穿上运动服打篮球,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当时军中的怪状。

罗连长的30块大洋办公费,其实已经是王牌部队的特殊待遇了。一般中央军的步兵连,办公费只有法币20元。到了抗战年代,法币贬值又使这20元快速缩水。一个步兵连光是点灯的灯油钱就要花掉一半办公费,每月造饷册的纸张费又要花掉另一半。在灯油与纸张之外,连长即使是买点秸秆烧开水的茶水钱都付不出来,能不吃空缺吗?

一个基层的连长得靠吃空缺才有钱烧开水,师长与团长等管钱的高级将校就更要搞钱了。部队是一个大家庭,部队的大家长用钱是不能吝啬的,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主官的手笔更要慷慨大气,不可因为小气而失去军心。部属杀敌立功要发奖金、作战奋勇要加发菜金、忠勇负伤要发慰问金、负伤成残遣返乡里要发遣散费、遭遇时疫要发医药费、到后方深造送训要给旅费、有结婚喜庆要给红包、遭逢困难要给济急钱……一个师长每月的办公费只有300元,当然是不够用的。

要带好部队,只能靠吃空缺等邪门歪道,另辟财源。因此,军中的弊端永远无法根绝。如果主官不弄钱,部队就会离心离德。以清廉著称的黄维在担任第54军军长时,就因为过度清廉,引起全军反弹,最终饮恨免职。在这支与弊端共生的军队中,汤恩伯的搞钱之术堪称登峰造极。

蒋介石授权走私

汤恩伯本人个性清廉严整,却也是一位很务实的将领,他知道吃空缺是维系部队战力的必要之恶,所以允许吃空缺,但是将吃空缺的截留旷款定名为“公积金”,成立公积金委员会统筹利用。委员不但有各部门官员,还有士兵代表与长官一同监察审核,确保涓滴归公。

有了公积金,汤恩伯集团成为一支“幸福”的部队。如果汤恩伯麾下的连长垫钱买运动服,这个连长只要打个报告就可以用公积金报销,不需要自己想办法生出钱来。汤集团的各级干部对“汤老总”的名言都是朗朗上口的:“可以因公亏空,不准营私舞弊。公款用之于公,有理由的亏空,可以据实呈报补还。”

吃空缺是最消极的搞钱法,汤恩伯并不满足于吃空缺。他在1941年底出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委,辖区里有封锁线上最繁华的走私要埠界首,于是他大胆采用部属建议,做起走私生意。

为了抵制日军“以战养战”,国民政府颁令严禁“战略物资”流入沦陷区,“战略物资”的范围太广泛,只要向沦陷区运售物资都能被定义为通敌走私,而日军同样也严禁物资流出,于是走私之风大炽。以汤恩伯驻军的豫西来说,许昌烟叶非常有名,美国人认为许昌与维吉尼亚州气候类似,大批美商在许昌设庄收烟,又提供美国种籽与技术。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德门、大前门、茄立克与三炮台等洋烟,都用许昌烟叶。上海沦陷后,许昌烟叶顿失市场,失去生计的烟农行商就会铤而走险,在中日两军对阵的战地打开无数条走私路线。河南私货要向上海走私,就要走水陆运要冲界首三镇(太和县界首镇、临泉县刘兴镇、沈丘县皂庙镇)。由界首出发,水路顺颍河而下可以直通淮河要埠正阳关;陆路车马东行100公里就是铁路要冲蚌埠镇,私货上火车能直放南京、上海。沾走私客之光,界首一跃而成抗战时期的重要商埠,万商云集,有“小上海”之称。

在汤恩伯的基本部队第13军,军需处处长胡静如看出商机。他亲自调查界首的走私状况,发现“只要有牛车道,走私的人力架子车就遍地可走”,而驻军关卡无法禁绝。于是,胡处长向汤恩伯大胆提议开放走私,积极管理,一可套取沦陷区物资,二可借机生财筹款,汤集团以后就不缺钱用了。

汤恩伯对胡静如的设想非常赞赏,并成立物资管理处,让胡静如放手生财。胡静如的生财方法,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极致发挥。他把界首一带所有船只车辆全部列管,进而将走私商全部掌握起来,而后任由走私商各显神通做走私生意。只要不是粮食、金属等严禁出境的物资,各种私货一律大开方便之门。物资管理处一不抽牌照规费,二不设卡收过路费,只规定商人必需以私货套取棉纱棉布等大后方急需的物资。其次,走私商要向物管处报告以物易物的交易价格,而后物管处评比,找出最会做生意的走私商人,并要求各路走私商以评比最优的生意为交易基准。若达不到要求,就将私货强制交给评比最优的走私商统一走私,物管处则从中抽取“捐献”。

例如某甲以两包烟叶(每包200斤)换回棉布一包(40匹),某乙只换到30匹布,某乙若自认能力实在不足,换不回40匹布,物管处就将某乙的货交给某甲代售。在某甲多换回的10匹布中,20%(2匹布)作为某甲的报酬,40%(4匹布)作为上缴物管处的“捐献”,某乙则多赚剩下的4匹布。换言之,胡静如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主张,以政府力量为自由经济市场提供公开的资讯平台。

靠资讯平台赚钱之余,胡静如自组“鼎泰庄”,亲自下海,在豫西后方收购桐油、生漆、牛皮、猪鬃与烟叶等土特产品,层层打通伪军关节,突破日军封锁向沦陷区出售,套取大后方急需的棉纱、棉布、西药、机械工具、工业产品乃至合金钢材。生意红火、大发利市的鼎泰庄为了供货,在豫西建立了土布厂、卷烟厂、柞蚕丝织绸厂、毛纺厂与陶瓷厂等一系列土特产工厂,地方经济随之起死回生。胡静如甚至自创香烟品牌“中山门”,风行全国。当然,汤恩伯自此之后就完全不愁经费了。

走私生意毕竟是违背国策的灰色生意,汤恩伯在开办走私生意之前,派胡静如到重庆向蒋介石面报,建议“管制运输”,以求由“豫皖边区的特殊环境从中生财筹款”。蒋介石同意了,并告诉胡静如:“你们回去好好帮助汤总司令把局面打开来,我可以授权给他。”

有了最高当局授权,汤恩伯的走私生意非常火爆,却也成为他毕生污点。他的军需主任陈宗虞回忆道,大后方报章批评之辛辣,曾让汤恩伯伤心痛哭:“收编杂牌军太多,经费来源没有,怎么办?有人就出主意搞个鼎泰公司……结果是声名狼藉。重庆报上刊出漫画,几笔勾画出汤的脸型,嘴上叼着中山门香烟,肩上扛着布匹,口里吐出‘价廉物美’几个字。尴尬到如此境地,汤先生生平大概是第一次。”

鼎泰庄与子弟学校

汤恩伯经由走私得来的钱财物资,价值应是数以亿计的,他似将其全部用于部属了。

他个性豪爽,留学日本时曾与同乡合伙开餐馆,因为经常请客,任由友好赊账,餐馆因此倒闭。在军旅得意时,汤恩伯仍然不改豪爽个性,他检阅部队犒赏士兵,出手就是每人十块大洋。路上遇到伤残官兵向他喊穷,一定要给钱慰问。他的军需主任回忆道,有些胆大的士兵“知道他脾气,路上碰着就要钱,他也始终给予。不够了,随手写张便条叫人到副官处去领,他就是这么个人”。

淞沪会战时期,走过上海街头的军队炊事班。随着战火扩大,沿海富裕地区沦陷,军队大扩张,军人的伙食日益艰难。

汤集团不但有充足的维持费,连眷属也能得到贴心的照料。当时军眷是没有眷粮的,带眷军人要与妻小团聚,只能自己花钱租房子。而战时军人待遇低,所以随军眷属成为军中最头疼的大问题。解决军眷问题的花费太大,一般部队主官是不敢轻碰的。汤恩伯不惜重金以设置临时后方眷属住处,安排随军眷属;又成立子弟学校,让随军的军人子弟没有失学之忧。为了让部属能成家立业,他甚至在西昌兴建后方军眷住宅。

对于抗战中忠勇殉国的将士,汤恩伯更是照顾到底。他兴建宏伟的阵亡将士公墓,斥资照顾烈属,这在当时普遍困穷的军中是很突出的。他利用胡静如走私生意的财源整训鲁苏豫皖边区的十余万游杂部队,从军饷到被服装备完全不用中央拨款。行有余力,他又斥资收容流亡青年,从战时中学办到大学,手笔非常豪迈。

1942年豫中大灾,国共双方都在努力救灾,汤恩伯发起“少吃一口饭”运动,12万官兵每天省出一两口粮救济灾民,相当于4吨粮食;又命令军中车辆沿途收容灾民丢弃的弃婴弃儿,后送养育。但是,节粮救灾与收容儿童只是消极的做法,汤恩伯与胡静如还积极鼓励商人向灾区运销粮食。胡静如既不限价,也不配销,而是提供便宜的运输工具,鼓励粮商把粮食运到界首等封锁线要点,而后让粮商廉价利用部队运输的汽车或牛马兽力车,将封锁线上的粮食尽量载运到偏远地区出售。

这一招大幅降低了向灾区售粮的运输成本,逐利而行的商人纷至沓来。胡静如回忆道:“厚利所在,趋之若鹜,消息一传出去,皖中的粮商、粮船、粮车就络绎于途源源不断到了界首、周口、漯河,把这些地方的粮商也带动起来,纷纷转销内地……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几百万灾民……渡过了难关。”

1944年夏的豫中会战之后,汤恩伯失去了走私财源,第一次尝到困穷的滋味。抗战胜利时,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接收上海,他严禁部属发接收财,又失去了搞钱的良机。内战时,汤恩伯的财源只剩下迁到上海的鼎泰庄,他的部属觉得老总地位日隆,鼎泰庄的资产理应作为老总开拓事业的经费,但他下令将等值于5000两黄金的鼎泰庄资财完全充作子弟学校基金。汤恩伯有个口头禅:“分文不要”。但他的生意实在太大,人们很难相信汤恩伯真的不要钱,关于汤恩伯个人财富的传言总是最让人津津乐道。

汤恩伯最终死于贫困,军旅生活留下了一身病,在台湾开了几次刀,先是颚窦炎,又有皮肤瘤与胆炎。开刀太贵,汤恩伯财力不足,到了割盲肠,干脆就在农村找个乡下医生动刀,让朋友们大吃一惊。他又有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憩室症,到了要开刀时,周至柔等朋友打算凑钱资助他到美国开刀,但汤恩伯拒绝了。为了省钱,他选择到日本的庆应大学医院开刀。但日本大夫水平太差,他在术后恢复时骤逝。其是非功过,只能留予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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