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电影迷问,到底有没有一部电影可以让人放下心防与联想,不要有那么多解读与分析,让电影只是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存在,不必过分纠结于具体的时空背景,脱离意识形态纠葛,让观众单纯地享受情节的变化与操控?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看电影的人有立场,拍电影的人也有立场,因此任何影视创作都脱离不了现实条件与历史环节的制约;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会呈现出集体记忆的扭曲、强化与脆弱处。简言之,一种对时代与背景的无感,不过是电影作为商品贩卖的一种手法罢了。

以台湾为例,自3月以来,民间爆红的两大影视剧作品,除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就要属拍过《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的中生代导演魏德圣,和赛德克族后裔导演马志翔合作,个人首度监制的棒球运动电影《KANO》了。

原本,一如所有运动电影,抽离、封闭的叙事环境、热血的情节,不挠的奋战精神,是让电影好看、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偏巧的是,魏德圣再度选择史实改编手法,追溯日据时期真人真事,带观众回访日本殖民台湾那个年代而拍出的这部《KANO》,卷入了台湾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抗争中,因此在有意无意间,掀起一场激烈的论战;观众各取所需、各自解读,也让这部号称单纯的运动类型电影,看起来一点也不单纯。

棒球,台湾人的灵魂

从日据时期以来,棒球就是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两蒋时期三级棒球(台湾特有的棒球层级区分,指的是少年棒球、青少年棒球和青年棒球的统称)多次在美比赛获得好成绩,球员更曾被当做英雄般受到上万人在街头夹道欢迎。是以几十年下来,棒球已经与台湾人民集体情绪深深地绑在一起。

因此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棒球作为台湾人发泄情绪与凝聚集体意识的窗口,唯有通过棒球以及棒球运动彰显的精神,才能更贴近台湾庶民的想法;要搞清楚台湾人的思维,就要先搞懂棒球,这点绝对不夸张。

对很多支持者而言,《KANO》一点也不复杂,也没讲什么大道理,因为说到底这部电影系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真人真事。当时,始自1915年的日本甲子园高中棒球联赛已成为日本本土相当轰动的运动赛事,包括台湾、满洲等殖民地均可派员参加;其中成绩最突出的一支球队,就是在1931年来自台湾、由汉人、原住民以及日本人组成的一支高中棒球队——嘉义农林青棒队,本电影的片名《KANO》也就是从嘉农的日语发音而来。

一如片中三个小时不断讲述的那句名言:“不要想着赢,要想不能输”,嘉农的遭遇的确很bet。因为这所学校是设在台湾中西部农业县份嘉义县,棒球队原本没有资源、是名不见经传的常败军,经过日本教练严厉铁血指导和自己不断苦练、克服逆境,终于一路过关斩将,打进日本甲子园决赛;却又在最后功败垂成,由于主战投手受伤而仅能夺下当年亚军。如电影所述,嘉农输了球赛,却赢得各球队与日本球迷的尊重,使之后许多世代的日本球员一提到台湾的嘉农棒球队,都仍留有深刻的好印象,并得到日本媒体誉为“天下嘉农”。

《KANO》的电影说了一个好故事,透过细节描写、铺陈与人物性格掌握,一如漫画或轻小说的手法,呈现一群年轻人奋斗的故事;以嘉农战绩载入甲子园史册作为彰显他们光荣的顶点。很青春、很热血,虽然依旧在拍摄手法与技巧上存在一些不足,让这部影片的定位还是停留在商业片范畴里,但也的确达到平易近人、激励人心的效果。《KANO》在台湾电影市场这么小的地方,还能卖出让人惊艳的票房成绩,也证明这部影片在商业制作与营销上的成功。

不过在反对者眼中,这些清新可人的情节设定,可都完全变了味。

谁的集体意识?谁的史观?

的确,嘉农棒球队的杰出战绩是不争事实,但这样一部运动电影受到如此广泛瞩目与讨论,自然是因为电影再现、建构集体记忆过程中,触及敏感的台湾认同问题。魏德圣向来不讳言他的企图心,是透过系列电影勾勒出台湾的“美好时代”。不过,他心中这个没有汉语出现的“美好时代”可是停留在日据时期的过去,也是许多统派批判的殖民统治之下。

是以一时之间,被踩到红线的统派纷纷将“美化殖民”、“媚日”的标签贴在魏德圣头上,从片中有意识地把日本开辟嘉南大圳定位为福国利民之举,到商家朝气蓬勃,到族群融洽相处,再到绿油油的稻田生机盎然……都成为这部影片的罪名。甚至有质疑者注意到,电影忽略了这个故事所记录的时间,正是日本殖民者屠杀台湾原住民的雾社事件后第二年,而这在电影中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

还有人质疑整部片子是受到皇民化思想误导,传播亲日情怀,等于把上世纪30年代殖民台湾简化成风雅、繁荣、和谐共处的景象;片中单方面肯定日本治台功绩也与当初日本侵华借口相呼应。更有一批“抗独史阵线”师生赶在电影上映前公开批评《KANO》与皇民化运动经典电影《莎韵之钟》类似。部分人士情绪激动到还没看过电影,就一股脑凭刻板印象骂将起来,让情势更加复杂。

力挺电影者不愿袖手旁观,也连番回击。例如不少支持者就直言相关批评是把单纯的运动与电影政治化,强调魏德圣只是简单描述一个属于棒球的故事,没必要有这么多幼稚的政治联想、政治打压。他们也强调片中没有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也曾点出存在日本官员对殖民地人民的不屑、歧视与讽刺,只不过因为剧情没有投注太多重点,因为全片毕竟还是关注如何通过奋斗,达到运动目标的志气,而不是一部政治电影。

电影创作的界限

其实对日据时代的追思,早已是台湾面临的重大争议之一。特别是对很多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却利益没有受到伤害的老一辈人物来说,日据时代井然有序、夜不闭户的生活点滴,让他们念念不忘。相较于国民党过去的威权统治,不少人把认同转移到了日据时期,怀念起旧时生活的“美好”,也因此形成台湾民间亲日的触角。因此力挺魏德圣的网民不断反驳,导演只是用一系列电影创作,让各界正视长年被忽略的日治历史与在地的集体记忆,因此是一种真正由下而上的包容与关怀,而不是落入“史观者”的官方看法之中。

但对质疑者而言,认同殖民政权根本是难以接受的选择;甚至有人批评,魏德圣真正关心的并非所谓“和谐共存”或“族群融合”的肯定,而是透过选定的叙事空间与故事性,掩盖与遗忘了族群和殖民冲突的痕迹,描述作者眼中的应然景象;不但自失立场,也忽略台湾当时真正存在的冲突、分歧与压迫。质疑者还搬出魏德圣先前在《海角七号》的表达手法,质疑他始终把美好年代的描述放在逝去的日据时代;《KANO》更进一步把一些片段、穿凿附会的情节放入电影中,化繁为简,用来让自己营造的气氛更到位。

例如剧中让嘉农棒球队遇到嘉南大圳建造者八田与一在圳沟巡视,并获得他的鼓舞,希望拿到甲子园冠军,替台湾农民争一口气,成为一次跨越文化、族裔与统治/被统治者的美丽邂逅。但批评者不厌其烦地指出,嘉南大圳早在嘉农冒出头前就已建设完毕,因此整部电影在显而易见的误解上解构了历史,再据此重构整个剧情的想象,也代表其政治立场:为贯穿全片“三族共和”的想象铺陈舞台。

不过辩护者则称此举为剧情浪漫化的产物,认为魏德圣是为强调棒球跟土地的连结,而对时间做了稍许巧妙挪动,同时电影毕竟是虚构、是艺术表演的手法,而非报道或纪录片,才会如此处理。

随着风波愈演愈烈,双方阵营也开始人肉搜索,针对不同立场发言者背景判读,大有藉此清算主要敌人的味道,火药味让整个文化气息议题开始变质。

刚好台湾两大主流文字媒体又在同一天刊出同一篇不同化名所著嘲讽电影媚日的犀利投书。作者一稿多投的做法立刻被赋予阴谋论解读,认为是国民党当局想打压本土电影;甚至有人推论“文化部长”龙应台就是幕后黑手,一时之间谣言批判满天飞。龙应台除否认撰文者是她本人,倒颇四平八稳地肯定《KANO》很“干净”,且导演单纯把一个故事讲得很好,她也被当中运动精神感动。

去政治化本身即政治手段

因此这部宣称“让观众重新认识台湾骄傲的过去”,强调“不要再去思考对立之事”的创作,虽企图走出一条去政治化道路,但事实上,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用棒球这种看似无须建构、超越族群的符号,也的确隐藏许多存而不论的政治预设,因此政治解读在所难免,更遑论有错误讯息连结铺陈着整个氛围。虽然统派显得较人单势孤、底气不足,又流于意气与情绪之争,但批评者点出该片片段还原、选择性失忆等质疑,也都还有一定立论依据。

归根结底,《KANO》其实只是概述性地包装了部分来自殖民文化传统中,对当前台湾政治、经济情势的焦虑,以及对国民党执政后文化与家国认同的不确定性,因此既然从历史出发,就难以回避评价与认同。同时,既然政治无所不在,创作者怀着政治的眼光放眼望去,回过头来,来自政治的纠葛与交缠也就势所难免。

倒是不同阵营在敏感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相互拉扯批判之际,这部电影也就透过网络论战,跟着水涨船高,俨然成为此间最受瞩目的文化现象;票房也大卖长红,又获得不少意外曝光。加上选择了棒球作为护身符,等于在蓝绿各政党间树立了本土精神的权威性,一举数得,也别是一种话题式营销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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