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连续笼罩京城数日之后,终于被来自张家口的冷风吹散。冬日暖阳的晴朗时光,严歌苓正好从海外归来。日程排得很满,她的书换了出版商,两本旧作《波西米亚楼》《吴川是个黄女孩》再版。百忙中抽出时间,还要拜访故友,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

在当今海外华语文坛,严歌苓可能是最被大陆公众所熟知的一位,不仅因其文学作品切中时代脉搏,还在于其作品被广泛改编成影视剧。严父为作家,母为演员,她自小生长在文联大院。12岁从军,在小伙伴们还在上学的年龄,她却进入了部队,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和莫言是同学,却毅然退学出国,足迹遍及欧美。

少有作家会说自己追求名利,严歌苓却从不避讳成名对她的诱惑力,坦承“从四岁时便醉心功名”。事实上,严歌苓也确实在以后的日子里拥有了寻常人无法企及的名声。这为她带来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以及走到哪里都会有前呼后拥的气派。应该说,在作家群体里,如严歌苓般人生经历的人属于极少数。

对于公众所认知的“成功作家”,严歌苓的态度有抗拒,这种抗拒来源于各方对她的高期望值。以至于每部作品在她自己看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遗憾,大家却又都催着快出版。不得已交出去的结果,是每次都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对公众的审视。之后,有赞誉,有批评,却已经不受她控制了。

在严歌苓自己看来,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经常会不自信,也会为了丈夫与孩子操心。那么,作为公众人物,和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哪一个是更真实的严歌苓?她的讲述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一个不那么一样的严歌苓……

童年经历激发对人性的兴趣

记者:在《波西米亚楼》里,你写到了童年,认为自己“几乎是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严歌苓:我的童年比较特殊,开始记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对一个孩子而言,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些人性丑恶的东西都暴露在我面前,包括亲眼看到人的自杀或者是被出卖。幼小的我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今天是朋友,第二天就忽然变成了敌人。

我为什么说我没有童年?因为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充满阳光的,不要看到人性的丑恶面,但黑暗的东西向我展现得太多了。当然,小孩子肯定也会游戏,会淘气,但是那种淘气、碎碎的东西不会被我的记忆过滤下来,而那些悲剧的、黑暗的事情,会被我的记忆牢牢地抓住,经过多年的过滤和提纯,现在回到我的意识里是一些更强烈的信号,所以我会把它们写下来。

记者:你刚才提到自杀,你小时候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童年的记忆,对你以后的写作影响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确实发生了许多极端的事情,其中就有自杀。其实,我看到的是在泥巴地上砸出的两个坑,那是一对老夫妇从楼上跳下来,当时尸体已经被搬走了,留着砸下来的痕迹。在自己的尊严被剥夺和毁灭之前,这对夫妇选择了自杀。离去之前,两个人吃了很多糖,那个时候买糖不容易,把糖都吃完,然后就跳了楼。第二天,我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从楼顶上飞下来很多透明的糖纸,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双双归去是挺美的,像梁祝化蝶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尸体,但是我想象这是一个挺美好的结局,是对自己尊严的保护,我不由自主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挺凄美的故事。他们在吃糖的过程中会想到什么?在一个人心大泯灭的时代,哪怕是自杀的一对夫妇,都能够让我感觉到很凄美的东西,那是人性在极端条件下,仅存的一点点美丽。如果说影响,我觉得在童年所经历的一切,使得我对人性很早就发生兴趣,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文革为背景,那段经历为什么会成为你创作的重要素材?

严歌苓:是的,如果我要写那个时代,其中会有很多的个人故事、个人经历和个人历史,肯定会涉及到特殊的历史阶段。但我并不是专门去写这些历史,而是无法避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如果把文革单独隔离出来,就不复存在。

表现在我的作品中,关于文革年代的创作成系列的是《穗子物语》。故事的主人公叫穗子,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看到的文革。我接下来要创作的小说,是关于一位京剧名旦的故事,肯定也会涉及到那段历史。

我觉得,文学是关于个人心灵的艺术。如果对故事中主人公心灵的成长感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足够让你去写关于他的故事的话,涉及到文革就文革,涉及到解放战争就解放战争,涉及到抗日就抗日,不会特意去避开,实际上你也无法避开。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会有一些超时代的

价值。

因为不自信而赴海外学习

记者:你的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时间和空间跨度都非常大,这些作品的创作,通常是先有生活体验,还是先有故事再通过采访获得?

严歌苓:一般都是先听到一个故事,我很少凭空编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某个元素,不知道为什么就启迪了我,让我感觉这里边有得写。那么,我就会到故事发生的地方,去采集资料、去调查。当然,也有在调查之后,热情熄灭了,不再想动笔去写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去到现场之后,被通过采访调查挖掘出来的故事点滴感动,自然会对故事产生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

也因此,我总是觉得和故事有一定缘分,就像《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确实和我到当地去体验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就下到农村,我希望能学会种庄稼,不会种庄稼你怎么写呢?但是农活的季节性很强,你要赶上了就赶上了,没赶上就过去了。我去的时候,没有赶上种庄稼,却跟着老乡们一块儿挖红薯,还摘了棉花。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描述海外经历的题材较多,比如《少女小渔》《扶桑》,以及这次再版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波西米亚楼》,都写到了海外的故事。你属于较早出国的那批人,海外经历对你创作的最大帮助是什么?

严歌苓:当时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学习,是因为我不自信。我必须要彻底地武装自己,不但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还要保持经济上的独立,而所有的独立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你有能力,能力越大,独立的可能性越大。比如说,中文出版市场不好,那我可以进入英文写作市场。文学市场不好,我可以写电影剧本,电影不要我,可能文学市场又好了,我还可以回到文学。所以说,一个不自信的人,就得要让自己有能力,生活虽然不可预测,但能力足够,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出国的那段时间,我刚写完军旅题材的小说,伴随着作品的完成,其实把我青春时代的经历基本写完了,一共写了三本长篇。我的题材和认识,实际上都在进入一个危机状态。所以,我去海外突然开始了移民生活,感知又再次打开了,我的体验从近乎枯竭的状态,又逐渐丰富起来。

比如说,为了生活,我要在餐馆里打工,这就是一个新鲜的体验。在国外,我做过带孩子的保姆,也伺候过老人。当时我不知道会不会走出困境,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作为军队舞蹈演员的严歌苓在活着,也不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专业作家在活着,我就是一个学生,在陌生的地方打工挣钱。

因此,一些非常独特的、真切的经验出现在我的意识里。比如说,作为一个穷学生,感受到其他人对你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非常直接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冲突。而且,当你进入一种异域文化,怎么可能不去感受到新的东西?每天和对方交流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话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表达是不如英文表述美妙呢,还是比它更妙?你会常常对比,对比当中才会有对文化的反思,对过去生活更多的欣赏,这一点非常重要,让我有冲动去写作,更加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我们是有故事的一代人”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严歌苓:我想文学的真实面目,就是无止境。作家在语言方面都会有基本的才华,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得越来越好。但是,苦就苦在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好多少,还能修炼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对作品如何评判,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权威来评判吗?谁给评判,谁有这样的权威?有的时候我认为我写得很好,但并没有被欣赏。有时候我觉得写得一般的作品,命运反而很好。每一个作品的命运,和对它付出的心血,有的时候真是不成正比。也因此,文学是没有止境的,是非常冷峻的,如果杂念少一点,可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境界。

甚至,当你进入写作状态,确实会非常苦。写《雌性的草地》就是如此,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和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父母在此期间离婚,母亲来到我家里,整天看着我在那里写写写。进入写作状态时,我跟妈妈也不怎么说话,妈妈却希望我跟她唠唠叨叨,我却没有聊天的心思,我的身心都是如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妈妈也能看出我心不在焉,所以没住多久就走了。这可能也是文学的代价。

记者:因为你的海外经历,你被称为是“移民作家”,这种身份为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身份没有任何的差别,我并不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移民作家,所以就敢大胆地写、真实地写。我觉得是因为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长了,在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对比当中,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是有故事的一代人。

我非常珍惜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故事,我觉得如果不写下来的话,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成长史,是非常造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我们成长时那样,得到那么多的故事。我们的生活可能非常贫困匮乏,但是有丰富的故事。

的作家,因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对眼前的情景司空见惯,或许很难发现其中的巨大变化和差距。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94年,猛然发现的变化,在看到变化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去对比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在我出国之前的年代,这些故事就更显出了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从“醉心功名”到渴求平凡

记者:你曾经说过,“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你认为名气带给了你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人的成熟的问题。如果是一个认认真真做人的人,他肯定是不断给自己提出新要求,希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新的成长。那个时代,我三十来岁,当时的氛围是号召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我想我不能做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的人太多了。我要写作,但一个作家没有名气,你的书就不会有人看,所以做作家就要有名,你必须主张你的思想,你描述的故事才会被别人接受、欣赏,这就是人的不断成长的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想法,我觉得非常幼稚。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努力,是要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自命不凡,就会失去平常心,就会写不出世间平常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想的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人。

现在我生活在海外,并不是说我不能搬回来,只是我拒绝回国来生活。如果回来生活,很多人会把你搞得很乱,逐渐觉得“我确实是个人物”、“我好像是一个出名的作家”,这种暗示多了之后,就会失去平常心。那么,我在写一个普通人物的时候,还会不会产生非常真切的感受?他的心理活动,是否还能够让读者认同呢?

在海外,我就是一个妈妈、一个妻子、一个厨子,样样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所有的心理暗示都告诉你,普通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产生的任何心理活动,和普通人产生的心理活动都一样。

比如说,平常做家务确实很累,孩子们把屋子弄得很乱,我也会很烦。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会想,你们为什么不收拾自己的房间?怎么就不能好好地把功课做完?这都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要经历的生活。所以,我在写一个普通女人的时候,会有依据,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并非矫情地、刻意地要这样做,而是特别想维护我健康的心理生活,我不想失衡,不想做一个在外面活动比在家里活动多的女人。

记者:你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吗?

严歌苓:从生活的角度,你必须喜欢自己,要做很多好的事,来让自己喜欢自己。什么是好的事?比如说,你今天锻炼了吗?你今天喝了几杯咖啡?喝太多了就是在纵容自己,就有点不喜欢了。再比如说,你今天写到自己认为非常诚实的程度了吗?如果对自己不诚实,创作力是无法激发的。你今天定的任务确实完成了,还是似是而非?如果我今天写得不够多,但是我把感觉写出来了,那我就会很喜欢自己。如果觉得反正今天的字数完成了,工作量也完成了,认为还可以,但还是没有到达某种境界,就会有点心虚,不太满意。

作家也是作为一个人存在,也会有人的惰性。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想,别人都在玩,我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苦?但无论如何,我每天会尽量做到90%的努力。为了让自己喜欢自己,就必须每天做两件使自己更好的事。

(实习生谢忱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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