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和市是有分别的,城是政治行政中心,而市则是商业区。武汉三镇,武昌和汉阳属于行政中心所在的“城”,一个是省城,一个是府城,而汉口则是标准的“市”,这个商铺林立的所在,是清代著名的商埠。

凡是这样的居民区,一般都有商人自发而成的救火会之类的组织。在清末,汉口的救火组织名叫“保安会”,不仅负责防火、救火,还负责维持治安,巡夜岗。在世界很多地方,城市最初的警察,都是由商人组织办起来的,当时在向现代化方向进发的,也不例外。

汉口的保安会,是分区分片组织的,各个保安会的首领都是本区的大商人,保安会的成员是店铺的伙计。每个保安会还另聘有文牍和会计。实际上,就是在办警察事务。原来承担警察事务的衙役和驻军,在工商业迅猛发展的晚清,已经完全不适应了。别处的商团性质的警察,都是商会出面办的,比如上海和苏州,但汉口的保安会,领导廖国锋樊会涛者虽然都是商人,但商会组织却不出面。

清末新政,湖北的士绅汤化龙,从日本留学归来,有心在武汉创办银行,出面办了一所银行讲习所。像这样中过进士、留过学的大士绅,乐意投身实业界,自然就成了商界的领袖。银行讲习所毕业的学生,好些都是商人,他们在汤化龙的领导廖国锋樊会涛下,组织了银行研究会。汤化龙不便加入原有的汉口商会,就利用银行研究会把各区的保安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实际上,就是汉口的新商团,其领袖当然就是汤化龙。后来,汤化龙成为湖北谘议局的副议长、议长,联合会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既然新的商团是在办警察事务,按照上海的成例,必须有枪。所以,汤化龙多方活动,借朝廷搞地方自治的东风,以帮助政府维持地方秩序的名义,要求政府准许他们持有武器。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见汤化龙如是说,也无可搪塞,于是就批了。汤化龙还没看上当年汉阳兵工厂的“汉阳造”,而是从德国进口了两千支毛瑟枪。佩枪之后,所有的保安队员,一律发统一服装,看起来跟新军似的。

每个保安会聘请一位军事教官,且一定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据说还有来自日本的士官生,给予军队里队官(连长)的待遇。每天早晨操练两个小时,定期拉到郊外,进行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原来的队员都是各个店铺的伙计,分散在各个店铺。有枪之后,汤化龙让他们抽出一部分精壮队员集中居住,可以随时调动,随时出发。

每逢火警,保安会出动非常及时,深受商民的好评。每逢节假日,保安会队员穿上制服,列队拉出来,在鼓乐声中在大街上游行,非常壮观。联合会的声誉也水涨船高,武汉有点什么事情,只要联合会振臂一呼,整个武汉都跟着响应。瑞澂这才发现,日益壮大的商人组织有点麻烦了,但也无可奈何。

1910年冬天,全国兴起立宪请愿运动。汤化龙在武汉也发起了一场立宪请愿活动,汉口的联合会一声令下,几千保安队员身穿制服,列队齐集总督衙门前的广场。尽管事先汤化龙已经通知了总督瑞澂,但瑞澂还是吓得不轻。总督府内外,罗列重兵,架起机枪,戒备森严,生怕人家一时兴起冲将进来。当然,瑞澂过虑了,请愿相当地和平。汤化龙等人把请愿书和自己的名刺递了进去,然后他们就被请进府里,双方客客气气地谈了一会儿,瑞澂答应把请愿的意思转奏朝廷。于是,汤化龙转告大家,大帅把请愿书收了,答应给我们转达。各区保安会的头领,就把请愿者领了回去。

武昌起义之前,汤化龙因为铁路国有政策和皇族内阁的事儿,跟朝廷闹得不可开交,一肚子闷气正无处发泄。起义炮声一响,他第二天就到了起义者中间,承担了军政府的行政事务。这样一来,新商团也跟着走,为维持武汉革命后的秩序做了很大的贡献。起义之初,参加起义的新军士兵不过三千人,如果没有保安会的帮忙,还真的控制不住局面。只是,保安会的人平时多是分散的,打完了一仗,就各自回家了。等再回来时,这边革命军已经败了,汉口被清军冯国璋部给占了。

可惜,这样有实力的商团,在进入民国之后,由于汤化龙进了北京,忙于政党和议会事务,其他首领也做了官,联合会群龙无首,保安会又退回到原来只管救火的状态,不再是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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